《说文解字》讲，秦人以缶为乐器，鼓之以歌。在漫长历史岁月的长河中，击缶之歌长盛不衰，逐渐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戏曲文化。青年作家胡竹峰以其对戏曲独特的认知与考察，形成一卷对戏曲种类兴衰过往的个性化解读文本《击缶歌》。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曲的魅力在他独特的讲述中体现出别样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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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踏访：亲身感受戏曲舞台的前世今生

胡竹峰是安庆人，安庆是黄梅戏的兴盛之地，因而他对黄梅戏格外熟悉。他在《一曲黄梅》里深情地回忆孩提时坐在母亲腿上听戏的场景：“有一次听黄梅戏，在老街祠堂二楼戏阁。观众不少，远远近近的村民都来了，闹哄哄挤满中堂庭院。一男一女在台上咿咿呀呀唱着，几个老太太点头轻轻相和。那次演的什么，想不起来了，不能忘记的是看戏人一颗颗晃动的脑袋。”对于农村里的老百姓来说，看戏是如盛大节日一般的大事儿，因而某个村子演戏，附近村民都来纷纷捧场。这也直接显示出，戏曲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为了撰写本书，胡竹峰实地踏访了诸多戏曲的源头发生地及兴盛地，包括一些草台班子演出的场所，千余年来留有的戏台遗迹等。在踏访中，回顾戏曲往昔的辉煌，难免有追忆，有怅惘。仍以黄梅戏为例，光绪年间，桐城有人组织了黄梅戏班子，在怀宁乡间演出。民国《宿松县志》记载：“邑境西南，与黄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戏，亦称黄梅戏。”胡竹峰在考察时遇到了当地老人，老人指着镇上的祠堂告诉他，这里便是当年的戏台，一唱黄梅戏那叫一个热闹。胡竹峰慢慢走上戏台，嗅到了旧日的气息——是弦歌，是清音，是铜锣皮鼓，是岁月天地，是家常烟火与众生百态，也是旧梦里永不褪色的粉墨回忆。好在，即便往昔的街头巷尾的戏曲班子已随风而逝，今日的戏曲依然在以全新的形式在不断演出，辉煌依旧在。

形象类比：用诸多喻体特点展戏曲魅力

《击缶歌》虽然在谈戏曲文化，但作者以其他艺术的类比修辞来呈现戏曲的特点，比如书法、绘画、雕塑、音乐、美食、经文等。如此，读者对戏曲特点的认知会有更加直观深刻的感受。

其中，戏曲与书法的类比尤令人拍案称奇：“京剧是草书，墨薄而匀，飞白赏心悦目，令我回味；黄梅戏像唐人写经，宁静清新、含蓄淡雅、简洁明快，清幽之气尽洒纸面；秦腔如魏碑，笔画凝重，有种超凡脱俗的感觉；豫剧若唐人大楷，凝练严谨，视觉上清丽而典雅；昆曲仿佛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线条安闲、平和，呈现出美好宁静的生命状态。”作者将戏曲与书法巧妙地联结到一起，抓住他们共有的特点予以类比，并将自己的个性评介和自身感受融入其中，更能引发读者的共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唱一方戏，这使得各地的地方戏曲呈现出独特魅力。《击缶歌》以不同人物情态来表现这些戏曲的特点：“昆曲是精描细写的工笔闺秀，京剧是纵横捭阖的浊世公子，秦腔是粗犷飞扬的高原大汉，越剧是略施粉黛的写意仕女，黄梅戏则是布衣粗裙的农家姊妹。”如此别具匠心的类比手法，眼光别致，表述新奇。

融入典故：极大拓展文本的文化内涵

跟随着作者的足迹，诸如程长庚等一大批戏曲名家鲜为人知的往事被挖掘，此外，诸多名著中有关戏曲文化的部分得以被人们重温。

四大徽班进京，是国粹京剧发展史上的肇始阶段。作为徽班的领袖、京剧的鼻祖，程长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他十来岁便随父亲去北京，从安徽到京城，千里迢迢。丈夫未可青少年，雏凤清于老凤声。意气风发的程长庚很快在京城崭露头角。他的嗓子高亢之中又别具沉雄之致，非常适合出演伍子胥、关羽、鲁肃、祢衡、岳飞等英雄豪杰。他对这些古人塑造得惟妙惟肖，可谓形神兼备——“俨若真身，大臣则风度端凝，正士则气象严肃，隐者则其貌逸，员外则其神恬，令人油然起敬慕心。”由于年代久远，有关这些戏曲名家的影像资料鲜有流传，我们只能根据文字资料来回顾他们的风采。《击缶歌》则对相关记载进行了合理细致的萃取，通过梳理故事的来龙去脉，让我们对这些戏曲及曲艺家有了清晰的了解。

此外，作者还将诸多古籍中有关戏曲的典故融入书中，大大拓展了这本随笔的文化内涵。诸如《木兰辞》（《花木兰》）对应梆子戏、《红楼梦》里的戏文好辞、朱元璋《大明皇陵之碑》、明人高濂作的传奇《玉簪记》、明人王骥德《曲律》等。这些典故讲述了戏曲的前世今生，着力挖掘戏曲的文化历史渊源。

世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其实人生漫长荒凉，不全是这样。戏里的爱恨情仇、是非成败淹没在时间的茫茫烟水里，成了戏文，成了传奇，成了梦忆。黄梅戏演员韩再芬在为本书撰写的序中写道，“《击缶歌》里有戏有人，有落有起，有情怀的激荡，也有无奈和叹息。”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样式，戏曲传承方兴未艾。流传千年，从数百种民间戏曲到广为人知的“五大剧种”，戏曲在大浪淘沙中或走向消亡，或获得新生。我们与其哀叹，不如欣赏；与其怀念，不如将那些生命力依然旺盛的剧种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击缶歌》以一名业余票友、非专业人士从文学的角度注解戏曲的人与事，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