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掌录》 谢泳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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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茗边怪谭》 黄恽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翠微却顾集》 徐俊 著 中华书局出版

掌故，早作掌固，最早是指掌握旧制（旧礼）的官员，后来引申为关于历史人物、机构、事件、地区的逸闻以及记述这些逸闻的文体，基于此还形成了专门的“掌故学”。

掌故类图书一直是出版界的宠儿。掌故类型丰富，从宋元明清的笔记，到近人郑逸梅的“补白”，唐弢、黄裳的书话等，某种程度而言都可称为掌故。

历史研究是不可能百分百穷尽的

历史宛如一幅巨大的拼图，出土的各类文物是这幅拼图的一部分，留存下来的历史遗迹、书法、绘画、诗词歌赋是其中的一部分，历代史家所纂修的所谓“正史”亦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掌故，也是历史拼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相较于各类出土文物、历史遗存以及所谓的正史，掌故或许只是历史拼图的边缘，却有其独特的价值。

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其实就是由上述这些内容一块一块地拼接而成，但不管怎么拼，我们所知道的历史都只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对于历史拼图，我们需要清醒地知道，这幅图永远不可能拼接完整，即使是发生在昨天的事，今天也不可能完全再现，更别说更为久远的过去了。著名历史人物如鲁迅、陈寅恪、胡适、钱锺书、丁玲等，关于他们的研究专著、论文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即便如此，近年来出版的不少掌故类图书还是收录了许多学界没有注意到或没有深挖的内容。

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再现历史场景，但是我们能不断地接近历史场景。这与谢泳在《学林掌录》中所说的“野史笔记相对正经正史，似有不足信之评，但在中国文史传统中，正史的不足常常需野史笔记来补充，陈寅恪治史经验中，野史笔记占很高地位。有些遗失的文献，有时恰好保存在野史笔记中”（《学林掌录》169页）有异曲同工之意。

2016年开始，中华书局推出《掌故》系列，由徐俊和严晓星主编，聘请钟叔河、董桥、陈子善、赵珩、白谦慎五位先生为顾问，每期约请知名学者、作家、收藏家撰稿，聚焦近代以来、百余年内的文坛、学林、政界、艺苑的人物与故实，或发微索隐，考订真相；或沧桑忆往，追忆流年。探历史之幽奇，照人物之襟怀，为大众阅读别开新境。第一集推出半年内即连续印行三次，至2022年8月，《掌故》已出版九辑，颇获读者好评。

掌故揭示的往往是真实鲜活的人

掌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作者记述的亲身经历，如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书中所记不少都是作者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又如一些名人的访谈录、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与前辈学者的交往，或年少时的往事经历等。第二类则是后人通过对前人文献的梳理、钩沉而写成的，如近年出版的谢泳的《学林掌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黄恽的《茗边怪谭》（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等，都属于上述范畴。第三类则是两者兼有，即一篇掌故中既有个人的亲身亲历，又有考证、钩沉等，如新近出版的徐俊的《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2022年版）一书中，既有作者根据中华书局原始档案、往还信札而梳理、挖掘出的许多经典著作出版背后的尘封旧事，又有作者忆述的与诸多学者交往的点点滴滴。

就上述三种掌故类型而言，准确性相对较高者应为第二种类型，第一种和第三种掌故虽系亲历者所撰（或口述），但由于人类记忆的局限性以及亲历者主观的一些原因，或有讹误，或有隐瞒。而经过学者研究考证撰写出的掌故，其客观性与准确性相对高一点。

掌故，特别是经过严谨考证后撰写成的掌故，除了能够再现部分历史场景之外，还因其与生俱来的“八卦”属性，变得更为亲民，更具吸引力，更加耐读。历史活动的中心是人，不管何种掌故，其核心必然也是人。或许是受传统春秋笔法的影响，前人在写史时，重点往往在于揭示人物、事件的道德意义。但是掌故不同，掌故所揭示的往往都是真实鲜活、吃着五谷杂粮、有着七情六欲的“人”。

如作家周瘦鹃，当下提及周先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在文学、园艺方面的成就，殊不知，周瘦鹃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一位极其好吃之人，不仅组织了“狼虎会（取狼吞虎咽之意）”到处寻觅美食（所入会者皆是文艺界人士），而且还要吃得“放浪形骸（暴饮暴食）”，以至会中大多数人最后都得了肠胃疾病。

清宫掌故领域里绕不过去的“德龄公主”，早有人指出其并非真正的公主，但笼罩在她父亲一家头上的迷雾，直到最新一集《掌故》中艾俊川的文章才得到全面廓清。

掌故能让我们看到名人“接地气”的一面，此外，不少掌故中所展现出的那种“风雅”、那种“魅力”，也是很多现代人所钦慕的，这或许也是掌故类图书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掌故高手要善于对“灰色文献”去伪存真

掌故虽然有趣，但却非常难写，特别是非亲身经历的掌故，需要作者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认真发掘、严谨考证，要言必有据。谢泳、陈子善、黄恽等都是当下文坛掌故的写作高手，从他们的行事以及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窥得一些掌故写作的路径。

善写掌故者，大多拥有广泛的阅读兴趣、广博的见闻、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以及高远的想象力，当然，这些与其说是研究、书写“掌故之学”的秘籍，不如说是所有学术研究者都需要具备的基本功。其次，善写掌故者，大多善于利用一些不为人注意的“边角资料”。如陈子善曾写到：“我喜欢翻阅内地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因为往往会有意外的惊喜。”谢泳对于未正式出版的上世纪50年代油印旧诗集的系统搜集与挖掘，成就了不少有价值且耐读的掌故；黄恽也对《淮海月刊》《南京新报》等各种民国“小报”情有独钟，深入挖掘，发现了顾天锡的《江湖日记》等，由此也引发出了对于“小报”以及拍卖图录、油印资料等非正式出版物（又称“灰色文献”）的价值的探讨。所谓的“小报”，因其“小”，读者少，发行量亦少，故不多见，容易被学者忽视。此外，不少研究者对于“小报”还存有一丝偏见，认为上面刊载的新闻多为道听途说、胡诌八道。事实上，不少小报内容并非百分之百的胡诌，还是有许多真实内容存在的，黄恽的《茗边怪谭》中也有对“小报”所谓不实报道的辩白。不管是真是假，“小报”对于使用者的水平绝对是一个考验，水平高者善于发他人未发之覆，存真去伪，由伪得真，而水平低者，自然只能对着文字干瞪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