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大局观》穆涛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

作家穆涛，长期沉潜于典籍阅读，从《史记》《汉书》入手，上读先秦典籍，下读唐宋、明清文献，经、史、子、集四部无遗。读原典，从典籍中汲取养分，抒写散文；把自己由一个编辑、作家读成了“汉代的经生”。《先前的风气》获了鲁迅文学奖、得了“中国好书”，他还在西北大学设帐授徒。遍读三代两汉书，大写古今天下事，作育时代英才，不亦乐乎。其《中国人的大局观》便是典籍阅读与书写的一部新作，甫一问世，评论如潮，说明其典籍阅读和书写切合当下的现实需要，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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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有文字始，产生过多少书？谁也说不准。从清以来的《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及补证、《贩书偶记》及续编、《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明清小说目》《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清代杂剧全目》《子弟书总目》《宝卷综录》《弹词宝卷书目》《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加上族谱、《历代医学书目提要》《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华大藏经》《道藏》等书目的统计：去除重复，约15万种左右，这一定还小于实际著书之数。在科举还未取消的清末，能读过百种以上书的人，就算是很博学的人了，秀才、举人不过如此。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读书人，毕其一生所能读过的书也只是沧海一粟。

穆涛阅读典籍量大，既能读进去，在书海遨游；又能跳出来，关注当下现实。典籍读得多了，人便稳重深沉、自信低调，从容且颇具古风。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读书真不是个轻松事，但真正值得不断研读的也不过数百种。古话有“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此谓。要读书就得读经典，就得下功夫，绝非稀松平常之事。从《书》《易》《礼》《春秋》、前四史、前秦诸子读起。传统文人的阅读，《诗经》不算，那是要朝读暮诵的；《说文解字》是工具书，是要时常翻捡的。穆涛说：“读书和吃饭一样，吃饭长身体，读书长脑力，长精神。有人说读书是雅事，我觉得是苦事，需要辛苦扎实去做的一件事。一说雅，就虚了，弄虚就会有假。”此言不虚。

读传统典籍要有好的心态和方法。朱子曰：“读书，须是遍布周满。某尝以为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谨记“四宁”，始可读书。穆涛是爱读、多读，把阅读典籍变成了快乐，这才是最高境界。阅读传统典籍，需要一定的“小学”功底，还需要对古代民情风俗和典章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清代学者是通过读书考据来“明道”，即通过字词的辩证来了解经典中蕴含“道”的永恒价值；胡适、顾颉刚等所开创的现代学术，则用科学的实证方法真切地认识中国固有传统——整理国故。穆涛读典籍，是读以致用，为了当下，典籍的内容仅是他写作的素材，文学本事才是他的目的。从典籍中探寻真理，寻找真相，挖掘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观念的形成、地位、价值以及对后来的影响，对今天的启示。

穆涛阅读典籍，既有方法，又能沉静，持久而专注，希望悟出真谛。中国的阅读传统是讲读通读透。他信奉先贤读书之法，忌信一家之言，要博采众说，不拘成见。那就是以一书为主、多书参读。譬如读《左传》，就需参读《国语》《史记》和诸子等。参读目书，多多益善，学有余力，尽可搜罗。参读旨在堪比，一比史实源流，二比记述繁简，三比辞章风格，四比笔法妙谛。就拿《左传》来说，其作文精髓，不经参读，实难体会。不知他看没看过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他读经典的方法就和老先生讲的完全一致。或曰：朱先生指出的经典读法已贯穿于穆涛的读书中。

穆涛阅读典籍，既不想做目录学家，不开书目不重版本；也不想当文献学家，不考证出处，不爬梳源流；更不做一般史家，不引经据典，不洞隐烛微。他的书写不是记载史实，而是类似于注疏、讲解、分析，阐释微言大义，让我们明白历史的意义和深藏于文字背后的历史本真。作为作家，他没有探寻文体特点、诗文嬗变，也没有铺陈文法，而是作为思想者、知识人，努力揭示真相，探寻智慧，知古察今，警戒世人。他强调：“讲历史是为了今天的时代清醒。”“写现实的文章，失去了清醒，一文不值。”写历史，或写历史题材的文章，要守中国传统史学观的底线。先贤有云：“史”从来不能为“鉴”，著史之人一有此念，便要说教，难免迎合，就离伪史不远了。当然，“那类‘以古悦今’‘以古媚今’乃至从史中找乐子戏说历史的文章”，更不能写。

老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读写结合，是穆涛的一贯做法。释读文本，删繁就简，提要钩玄，除了主要讲思想、讲大义，也讲文体、讲章法，即重义理，又关辞章。穆涛的书写，打通文史，联系古今，时时处处显示着作者写作时的现实状况，表达着作者阅读典籍和书写时的心情。文章的背后，既有认识事件的价值判断，又具有启示今人的意义，皆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书写。穆涛说：“文章千古事，写作者要以心知得失，知社会得失，知人性得失。进入历史的作家都是独具个性的，没有浪得虚名的。”只要“说正常人的话，说健康人的话，说有良心的话，如果再有点良知，差不多就齐活了”。

穆涛以己之法，遍读典籍，经史参阅，子集互鉴，旁征博引，赓续文脉。从一个字、一个词、一件事、一朝事写来，以今观古，以史察今，写出真知灼见。《春天的核心内存》《秋天的两种指向》说“春”“秋”，《从发现时间开始》说华表，《墙里秋千墙外道》《写文章要说人话》等，非历史知识的系统讲说，而是思想、文化、观念的挖掘与探索。归根结底是在说“好文章都是有思想的”“文学写作要关注现实，要切合现实，伟大的作品中，既有时代的气息，还透视着社会特征和规律，以及趋势”。坚持历史书写的原则：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是期待将来。

穆涛对典籍有深刻的体悟，而阐释有独特的表达。行文放松，不急不缓，睿智之言，娓娓道来；用典使事若自其口出，极其从容自然。他是以感悟的而不是学究的方法去理解典籍，这让他得出很多来自真切感悟而不是理念先行的结论。从读书而来，全无掉书袋、张扬显摆之意。穆涛说：“好作品不在文辞，花拳绣腿或整容整出个好面目没用处，也没益处。”光具才美，但没有正确的思想，绝非时代之福。穆涛行文，爱惜语言，其实就是行文要有节制，要言之有物，要准确生动。这不止需要文学的才华，需要学问的精湛，更需要思想的深刻，逻辑的缜密，以及对时政的观察与思考。

读书人的时间和生命是超越常人的。穆涛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品质，一个时代的史学成果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深度。”很多时候，经由传播、解读、评论，文本的价值和影响的广度及深度才被挖掘出来，这有时也是作者始料未及的。正如歌德所言：“书籍只有被理解时才算被发现。”读了《中国人的大局观》，就会发现它不是简单的典籍解说、历史叙事，而是一部作家眼中和笔下的文化史、思想史，一部大散文表现的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