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疆（河南郑州）

1月22日，小朋友在南京老门东景区赏灯。新华社发

“你们拜年这么隆重啊！”癸卯兔年春节，朋友在我的朋友圈留下了这样的感慨。起因是，我在朋友圈发了一组我和妻子领着孩子给父母磕头拜年的图片。

(资料图)

面对朋友的感慨，我回复道：“拜年当然是要‘拜’的”。关于年俗，这是我家屈指可数的规矩之一。

说来惭愧，即使磕头拜年这个规矩，也是在妻子的建议下才确立起来的。作为一个北方人，我也知道，农村地区关于过年有很多这样那样的规矩。相对内敛的北方人，对于规矩极为看重，“没规矩”几乎是对一个晚辈最大的否定。

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一个“没规矩”的人，因为我家本没有所谓的规矩。规矩的形成，无外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就我家而言，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从小到大，老家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概念。我的爷爷离开农村到了县城，我的父亲离开县城到了城市。老家早已没有任何近亲，其作用仅止于填写籍贯，我对那里的人和事几乎一无所知，更遑论那里的规矩。

作为一个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我近乎本能地认为磕头是一种陋习，即使是在过年期间，也不过是逗弄小孩子的游戏。我依稀记得，爷爷在世的时候，我和堂兄弟们去拜年是要磕头的。不过，这也仅止于我们哥几个，我的父亲和伯父是免于行礼的。

磕头拜年之于我们，更像是一种家庭游戏，既没有那么庄重的味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爷爷去世之后，这个家庭游戏就渐渐废止了——我已长大，而父亲也没有老，更重要的是，他本人也并不在意这个。

我的观念转变，发生在三姑的葬礼上。跪在三姑的坟前，我忍不住泪流满面，也第一次感受到“五体投地”带来的心理震撼（爷爷奶奶去世时我还小）。与此同时，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困惑：三姑一生未曾受人跪拜，但在去世后坟前却跪倒了一片，我们到底是要跪给谁看？

那是我第一次身不由己地跪拜，也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省视自己——既然我们在内心深处对跪拜仍有执念，为什么如此羞涩地吝于向父母长辈当面表达？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这种感觉与妻子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小心翼翼地捡起磕头拜年的年俗，作为我们家的一个规矩。

年少轻狂时，对于所谓的规矩总是不屑一顾，总以为那是繁文缛节、陈规陋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蓦然发觉，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某些规矩圈定的范围内活动，那不仅是一种外在的仪式感，而且是深植于血脉之中的文化烙印。

所谓成长，大抵是我们发乎于心、现乎于行，重新捡起那些曾被我们无视甚至蔑视的规矩。这恐怕也正是那些规矩能传承至今的独特魅力所在。

当然，我无意提倡所有人都要在过年跪拜父母长辈。一个地方的年俗，总是随着时间和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激荡、交融与变化着，我只是觉得，在越来越“现代”的今天，也应该容许保留一些“传统”。过年，过的就是一种仪式感；正是多样的“仪式”，构成了各地年俗的千姿百态。

今年春节，我和父母终于团圆了。对于一个没有老家的人来说，父母所在就是家的方向。更令我感到欣喜的是，郑州烟花爆竹“禁改限”，久违的烟花爆竹也回来了。

除夕晚上，我陪着父母看完春晚，在烟花爆竹声中沉沉睡去。大年初一，我又在烟花爆竹声中睁开了双眼。这种久违了的美好感觉，令我神清气爽。

我在社交平台写道：春晚演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重新找回了过年的仪式感。有网友吐槽说，我把无意义当作有意义。我回复他说，所谓意义，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定义。万事万物，皆可作如是观——心有所持，意义乃生。譬如源远流长的年俗文化，譬如我家失而复得的拜年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