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场戏开始，就能感到《不止不休》的味道有点怪：主人公韩东在人才市场上找工作，却因为自己只有初中学历、高中肄业而处处碰壁。初中毕业能不能当记者暂且不论，角色原型的真实情况也先放在一边，重要的是，从这一系列画面开始，本片的基调就已经被奠定了——用情绪的渲染而不是用理性的剖析来传递主题思想。

《不止不休》定档海报

【资料图】

那么，本片的主题思想又是什么？其实全在韩东去找彪哥的那场戏里。韩东被彪哥打倒在地后，开始情绪激动地背诵课文——你们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受到歧视的，我一个低学历者也受到歧视，我们之所以很难在大城市里立足，就是因为贴上了这些标签。

从叙事角度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很不高级的小学生点题式的表达手段，生怕观众看不懂电影在说些什么。而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说，这更让人感到尴尬和无奈。这些标签是谁给你们贴上的呢？是怎么贴上的呢？贴上了以后该怎么去除？作为一位专业的记者，一篇专业的新闻报道，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扎实的调查、理性的分析、专业的解释来解答。

白客 饰 韩东

但是电影里的韩东是如何行动的呢？我们看到他很惨，丢了工作，窝在网吧，还差点和好友张博彻底决裂；我们也看到他很忙，到处奔走采访乙肝携带者，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境遇。但与其说电影是在“追寻真相”，不如说是在比惨：韩东受到学历歧视很惨，张博因为乙肝不能考研很惨，小女孩七喜因为乙肝不能上幼儿园也很惨……

苦难叙事固然是容易打动人的，但新闻报道不能止步于此。人和人共存于同一个社会，避免不了权益和需求的冲突，电影着力渲染对乙肝病人不友好的环境，突出某几位群众的“丑陋嘴脸”，无疑是对新闻报道的误解。

老百姓不知道乙肝的真相从而对病毒携带者产生恐惧之情，这本是人之常情；乙肝病毒携带者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受到限制，也不是某个政策执行者的错。总而言之，“韩东”们不应该热衷于大搞道德审判，而是用专业的报道扩大整个社会的共识，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不止不休》剧照

可显然，这并没有成为本片的着力点。回过头来看韩东和老记者黄江之间的争论，都让人感到啼笑皆非。韩东决心要撤回“传染病代检危害公共安全”的稿子，这在黄江看来，是不必要的“同情心”在作祟。他接着表示，之所以愿意把没有学历也没有资历的韩东留在报社，就是看重他当年写文章时的冷静和理智。这场争论是电影的高潮，但也预设了一个错误的立场——新闻报道如果追求客观，就是没有“同情心”。

张颂文 饰 黄江

但是，新闻报道力求的理性、客观怎么就和“同情心”成了水火不容的关系呢？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不仅没有抬高记者的形象，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电影的悬浮感——似乎对记者和媒体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熟练掌握专业技能，不是严格遵守新闻伦理，而是要有“良心”，要有“道德”。事实上如果我们再次翻看当年角色原型所完成的真实报道就不难发现，这里面当然有一腔热血，但更不缺少科学的依据、专业的材料和理性的论证。

周野芒 饰 报社主任

电影的故事发生在纸媒的黄金时代，这也许会让许多观众，尤其是新闻从业者产生某种怀旧与感慨之情。但必须认识到，时代变了，新闻媒介变了，传播环境也变了，和当年相比，如今在互联网中最不缺少的就是所谓的“正义”和“热血”。人人都有麦克风之后，人人也都坚持只有自己的观点是“正确”和“崇高”的，反倒是新闻报道本该坚持的理性、客观早就退居二线。

各种惊悚、耸动的新闻标题每天都充斥在我们的朋友圈中，各种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正义之士”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制造着网络暴力，如果就连本该坚守底线和原则的媒体都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如果所谓追寻真相只是为了得到一个符合自我认识的“真相”，那么新闻报道的意义何在，专业新闻记者的意义又何在？

《不止不休》剧照

在本片上映之前，坊间有一种声音：《不止不休》可能成为另一部《我不是药神》。但从成片的质量来看，两者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撇开艺术技巧不谈，前者与后者的差距主要在于戏剧核心冲突和矛盾的不成立。如果说《我不是药神》是一把刺向现实生活的锋利匕首，展示了法与情之间的复杂关系，那么《不止不休》就是一柄刺向虚空的笨重长矛，基本从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展现的不过是底层小人物韩东成为“大英雄”的经历——只要韩东有了“同情心”，新闻报道和乙肝携带者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就此而言，本片倒是和当下不少自媒体、短视频炮制出来的“新闻”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够不够煽情，有没有流量。于是，报社里的北大实习生被设计成了“丑角”，突出韩东的能干和刻苦；于是，韩东的女友成了可有可无的工具人，唯一的作用就是突出这对情侣在大城市生活的悲情；于是，电影里时不时穿插纪实影像，努力营造出“真实”的观感，可到电影临近末尾时，却又自我揭露：这些影像全是后期拍摄的。

《不止不休》剧照

“这个世界上，有哪件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呢”，本片的价值观是足够动人的；“中国1.2亿人的反歧视主张”，主人公的原型故事是值得被影像记录的；关于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值得探讨的。然而，本片只是用特殊的题材给文本加上了一层怀旧的滤镜，无意也无力介入更宏大、深刻的社会议题。

顺带说一句，如今的影视作品里，新闻记者要不就被塑造成没有道德底线的“八卦狗仔”，要不就被恭维成一个品性高尚、“不止不休”的大英雄，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他们不应该被贬低，但也不需要被吹捧，也许，像《我们与恶的距离》一样，深刻、细致地剖析一下当代媒体所面临的艰难困境，才是对新闻和记者真正意义上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