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记者 李梦馨 朱子钰

她是获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的第一位80后作家，二十多岁即锋芒毕露，连续3年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

4月10日，作家笛安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长文，标题是《这封信，写给十四年前去过龙城的你》。龙城，一个笛安虚构的城市，在面貌上接近她的出生地——山西太原，是笛安最为人熟知的三部作品《西决》《东霓》和《南音》（被统称为“龙城三部曲”）故事的发生地。促使她提笔写长文的缘由，是由这三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龙城》开播在即。

(资料图)

5月7日下午，在济南山东书城的二楼，有一场笛安新书《亲爱的蜂蜜》的读者见面会。在笛安聊完新书之后，有一位十几年的“老粉”书迷便反应迅捷地举起手，她先是犀利地细数电视剧《龙城》的诸多争议，最后让笛安给电视剧打个分数。笛安松了一口气，“问完这个，我的压力就小了。”不同于读者对“龙城三部曲”的钟情厚爱，对电视剧《龙城》，争议的声浪几乎淹没了其他声音，或许正是因为对这三部小说的执念，以至于他们用更严苛的视角去审视改编作品。

即使距离《西决》第一版正式面世已经过去十四年，“龙城三部曲”的影响力仍然会因为各种缘由不断卷土重来，读者会以此为参照，不断审视笛安之后的作品。这似乎是年少成名的作家必然面临的：如何将过早显露的天分转化为持久的写作生产力，读者期待与作家自我期待的错位，等等。

在不断回应外部声音的同时，笛安一直有写作上的自我挣扎，是困扰她已久的天分问题。她曾对媒体公开承认，“可能有一点儿小天分，但很遗憾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多”，在试图驾驭或控制天分的一系列搏斗后，她终于不再纠结，可以坦诚地说，“我现在越来越不在乎大家认为我有没有才华这件事。”

写作是私生活的一部分

见面会之前，笛安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空气里掺着一点点微风，阳光洒进落地窗，这是济南最好的时节，气温刚刚好。一落座，她便端起硕大的咖啡杯抿了一口，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问道“你们想了解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关于您和写作的关系。您是靠着什么写作的？”面对记者的发问，笛安显得从容，轻轻地将后背靠向沙发，以自己留学时期的经历缓缓开头——

刚到法国留学时，笛安在距离巴黎200公里的图尔小城租了一个位置相当偏僻的住处。房子在山上，交通十分不便，晚上8点之后就不再通公交车了。孤身在外，语言不通，让看电视这种基本消遣都变得十分困难，笛安想做点儿事打发这漫长的夜晚。

这件事在笛安那里很本能地成了写作。

父母都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孩子似乎天生就应该会写作，承父母意志从事写作也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但在笛安的家庭中，却不是如此。

笛安小时候就发现自己跟其他小朋友不一样。她常常自言自语，在脑海中编故事，构筑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也爱涂涂写写，数学课听不下去的时候，思维就自动切换到写作的状态，在本子上涂鸦。

但她的这些表现，在父亲李锐看来并不够得上写作天赋的门槛，甚至还拒绝了友人想帮女儿出一本诗集的想法，“自己写写开心就行了”，考大学才是紧要的事情，他想把笛安引向一条常规的路。在母亲那里，这条常规的路，有更准确的描述——好好读书，将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被“压制”已久的写作欲，在异国他乡陌生孤独的环境里彻底苏醒。笛安将其归结于学一门新语言给大脑带来的刺激，大脑中不断被植入另一套语言系统，这让她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察母语的视角，“使用中文的方式不太一样了”。双重驱使下，她都没考虑写作技巧这回事，光凭借直觉，文字自然地流泻而出，在这样的状态下她写完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姐姐的丛林》，并以“笛安”的名字发表在《收获》杂志上。一向认为笛安没有写作天分的父母，在看过小说后难得改口，惊讶于女儿的“脱胎换骨”。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起点，尽管笛安的认知是后知后觉的，她当时甚至不了解这份杂志在文学界的地位，但她依然记得收到杂志回信时，那种激动兴奋汹涌而至的感觉，那是“20年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原因在于她的写作收获了家人之外的认可，这在笛安看来是更加公允的、摒弃情感色彩的评价。她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就被认可，是一件太难得的事情，或许这种认可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自信能写作的种子，就此埋下。

后来签约出版社，一部部作品面世，笛安不仅蹚出了一条写作的路子，而且越走越远了。临近毕业时，同学都在为未来的走向发愁，笛安也不例外，但写作已经为她带来了实在的收入，看着自己的银行账户余额，她感觉好像真的能靠写作养活自己，便决定专职写作。

冥冥中，笛安还是走上了与父母期许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年纪轻轻就光写作不上班，在父亲看来“不太像话”。而父母口中的常规职业路径，笛安后来也不是没有尝试过，2010年，笛安开始担任《文艺风赏》的杂志主编，从作者到编者，她踏进了自己未曾涉足的领域。

“做杂志完全是一份工作，从头到尾会面临无数的问题，比如选题怎么选，选谁的稿子、不选谁的稿子，它要求你用成年人的人格来应付所有问题。”笛安坦率地承认自己并不喜欢编辑这份工作，那段尝试也更加佐证了她对自己一直以来的判断，“我实在讨厌一切工作”。

写作，严格来讲，并不能完全算是她的工作。在笛安的分类下，作品完成之后，出版、宣传的那部分属于工作，名为“笛安”的小说作者接受媒体采访也属于工作，但更多的时候，写作属于她的私生活，创作过程是一种非常私密的事情，这或许能解释她写作效率最高的时间永远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也可能是我坚持这么久的原因，如果写作只是纯粹的一份工作，我也坚持不了这么久。”

“在写作的行当里，很多东西比才华更重要”

不论何时提到笛安，一定无法避开龙城三部曲，正是它们，将一个年轻女孩的命运彻底推向了职业写作的一头。龙城三部曲中，开篇之作《西决》已问世十几年，却依旧是笛安卖得最好的一本书，接下来的《东霓》《南音》几乎一气呵成，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时光。

“我相信，绝大部分读者知道我都是因为龙城三部曲，这个绕不过去。我再不想谈论，也是一个事实。”笛安无奈地笑了笑，“其实我一直就很不满意它们。”

但从商业价值看，龙城三部曲无疑是成功的文学作品，不仅获得了市场与口碑的双赢，还奠定了笛安“畅销书作家”的地位。二十多岁的她锋芒毕露，连续三年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坛偶像，闪闪发光。它们太过于知名，以至于多年来媒体和读者仍在不断追问与怀念，“笛安什么时候能够再写一部那样的作品？”

《西决》《东霓》和《南音》，分别在2009年、2010年、2012年出版，故事的背景都发生在“龙城”——一个笛安虚构的北方工业城市，原型是她的家乡山西太原，有浓厚的钢铁印记，充斥着冰凉的气息，一到春天就刮沙尘暴。郑家三兄妹，以各自视角讲完了两代人的亲情故事，爱与牵绊，成长与家族纠葛。在那个青春文学肆意妄为的年代，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没有青涩懵懂的探索，没有华丽语言的外壳，在那些不带繁复修饰辞藻的平白句子之下，读者惊喜地找到了另外一种严肃且冷静的表达。

“龙城系列对我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个过渡期的作品。”笛安坦言，《西决》成书之时，自己还在法国上学，整个写作过程并不顺，“我意识到写作变得异常艰难，并且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她说，当时陷入了一种很纠结焦虑的状态，一边特别喜欢西决这个人物，另一边却很不满意小说呈现出来的样子，“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当时的我确实做不到。”

《西决》让笛安一夜成名，很多人迫不及待地告诉她书卖得很好，可这份欢喜并没有很自然地浸润作者的现实人生。“内心的惶恐占据了大部分，我知道这不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是当时周围所有人都非常满意，包括长辈和朋友。”笛安不知道该和谁说，好像说了也没人会相信，甚至会被认为是凡尔赛式的倾诉。

“那段日子真的挺难熬。”她只能一个字一个字苦熬，不再与人沟通这些奇特的情绪。

在此之前，笛安的写作天赋显露无遗，很多句子，都不用想太多，自己就在电脑文档里打出来了，几乎靠着本能下笔。一段时间后，写作竟变得吃力，痛苦比快乐多得多。

即便全职写作，也并未让这个过程变得舒畅。有时候，为了衔接好两个场景，一两百字的体量，她都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删了又写，写了又改，如此反复。“尤其是到了写《南音》的时候，我越发产生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心里想要的小说写不出来，痛苦的根源就在这。”笛安回忆。

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一个职业生涯的分水岭显现——笛安开始有意识地对写作进行技术上的训练，故意设置技术门槛，比如在五千字的篇幅中，规定必须要讲完哪几件事。“技巧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将足够的技巧内化、变成肌肉记忆之后，才能拥有足够自由的表达。”而之所以对写作畏惧，还是因为技巧不够。

如果说笛安的写作曾是为了自我表达，在龙城三部曲之后，写作更多是探究技巧的营造，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就像莫言说的：“你首先是一个手艺人”，前面训练要足够刻苦，不然写作还是无意义的挥洒和堆砌。“我现在越来越不在乎大家评价我的文字是不是有才华，在写作的行当里，很多东西比才华更重要。写得多了，属于个人的表现欲会越来越淡。”笛安认为自己与写作的关系变得更融洽了，当然这种变化令人满意。

赶上了80后作家最好的时代

凭借长篇小说《景恒街》，笛安问鼎2018年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她是获奖的第一位80后作家，头三届是麦家的《风声》、毕飞宇的《推拿》以及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人民文学奖在授奖词中写道：“世故里蕴含纯真，功利中有体恤，笔致轻盈而肌理结实，情感细腻而理性清明，既有贴切的城市生活气息与质感，又不乏恒久的悲悯情怀，是一篇文质俱佳的长篇小说。”

拿到这个国内文学重量级奖项时，笛安已经入行16年，在一众80后作家中，她显得有点儿与众不同。

21世纪初，80后作家创作的青春文学曾经蔚为大观，在图书市场独占鳌头。郭敬明、韩寒、张悦然、颜歌等作家迅速涌向时代潮头，他们既有代表性，也不乏争议性。但在此之后，文坛再没有掀起过以出生年份命名的群体现象，置于这重背景之下解读，笛安的故事也有了更高的辨识度。

外界谈起笛安，总是用“介于青春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沟通两代文学的桥梁”等标签形容。同样，《景恒街》被外界定义为笛安与青春文学告别的转型之作。在这部作品里，笛安试图勾勒出一个更加立体的空间，情感、职场、创业、投资融合在一个当代北京爱情故事之中，“让表层的情节、深层的趋势、潜藏的背景等更多的节奏在其间流动。”

事实上，笛安从来不纠结自己被焊在哪个领域中，因为她认为，作品的标准永远定格在作品质量上，这才是一个创作者该操心的事情。

比如，“城市乡愁”是笛安为自己创作主题下的定义，也正是这种别具一格的主题表达显露出作品的质感与成色。

笛安笔下的人物几乎全是成长于城市空间，散发出对城市生活浓郁的“乡愁”，《景恒街》里的主角景恒、灵境在经历一系列曲折之后，深深体会到，北京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精神之乡。还有《告别天堂》中的宋天杨，周雷……他们对城市都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在写作方面，我算运气不错。”笛安赶上了80后作家最好的时代。读者的疯狂追捧造就了庞大的文学市场，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时代机遇，她的作品甫一问世，便能在市场中呼风唤雨，产生较大的影响力，销量遥遥领先。

一批非常年轻的读者在市场上选择了彼时最年轻的作家群体，让80后作家浩浩荡荡闯入了文学史。“我认为，读者的选择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笛安说，他们很多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我们恰巧写出了那一代人的青春共鸣。

如今，同时代的80后作家，有的早已放弃了写作，消失在公众视野，有的则转行到了编剧、导演等影视行业。笛安觉得这很正常，“即便有一时的热闹，但能坚持下来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在任何行业都是如此。”

把创作变成修行

“笛安变了。”在新书《亲爱的蜂蜜》的评论区中，熟悉笛安风格的读者都有这样相似的感受，文字中的锐利感不见了，更多的是温暖、柔和。《亲爱的蜂蜜》书如其名，像一杯不浓的蜂蜜水，入喉微甜微温，平淡中有滋味。

笛安说这是她“这些年写过情节最简单、最没有什么起伏的一本小说”，故事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经历了情路坎坷的男主角大熊终于遇到了一个自认为是对的人，决定好好谈恋爱的时候发现对方还有一个三岁的小孩，在跟小孩蜂蜜不得已开始的相处中，两人逐渐走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变成家人。

如果以龙城三部曲为标尺来看《亲爱的蜂蜜》，这种变化显然是天翻地覆的——大开大合的情节不再，极具戏剧张力的人物已经找不到踪迹。但如果放到她整个创作生涯中看，《亲爱的蜂蜜》的异质性依然客观存在，变化的幅度却是柔和的。用笛安自己的话来说，“写龙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时，我对于文学的看法，对于小说的审美就已经在缓慢发生变化了，或许是‘母亲’的角色加速了这个变化，又或者，只不过是参与其中而已。”

《亲爱的蜂蜜》中女主角是一个带着小女孩的母亲，很多读者自然地对应到笛安本人，她也有一个快9岁的小女孩。笛安不能否认，她的生活，随处都是母亲和孩子相处的碎片，生活经验可以让她信手拈来，不用花费很多心思去凭空虚构跟小孩子相处的情节。

这是母亲身份给笛安写作上带来的有限便利，不过更多的还是生活的瓦解和重建。与小孩子朝夕相处，让笛安对生活变数的容忍度更高。“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永远是变数，永远不可能按照你的安排来走。”笛安曾以为能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能把人生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了孩子之后，这种信念土崩瓦解。同时，笛安也惊喜地发现，“一个人最真实的样子，在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能看得特别清楚。小孩子能迫使你去面对人内在中非常原始的部分，逼你剥去身上文明教化的层层伪装，直面最真实赤裸的自我。”

当然，需要面对的，还有写作时间的被挤压和写作节奏的放缓——晚上十点，女儿睡着之后，才是她写作开始的时间；以前能保持一年出一本书的节奏，现在只能在书迷狂轰滥炸的催更下，三四年推一部新作。对笛安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陪孩子成长，变成了优先级别最高的事情。

长期以来，笛安与写作一直处于一种拧巴的关系。写作中的艰难、痛苦，或许都是这种拧巴关系的写照。现在的笛安，“对写作的接纳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亲爱的蜂蜜》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她已经很久没有一口气写完一本小说的经历了，时间大概有十年甚至更久。十几万字的书，不到三个月一气呵成，是一种太过久违的感受。在这本书中，笛安尝试着放弃曲折复杂的情节、华丽的语言，转而追求作品内在的张力，她想知道，剥离开这些表面的文章，小说最终还能剩下什么。

年岁愈长，笛安渐渐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曾经以为得那么特别，或许从基因上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精神上真正独一无二的人还是很少的。强烈的“自我”退场之后，全新的属于“叙述者”的人格会静静浮现，她看到了“曾经无法看见的东西，曾经在你心里一闪而过你却没有注意的东西，曾经在意识深处有过细微震动但是你没想过付诸语言的东西”。

32岁的时候，笛安说自己写作上的野心是有一天能写一部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小说。今天，这样的野心依然悬在那里，但她不执着于必须要实现。在将创作变成一种修行、真正接纳了自己之后，她发现，眼前的天地反而更加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