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2年，中国的博物馆总数超过6千座，70%以上是最近20年建立的。图为去年5月开放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资料图】

图为2021年9月开放的苏州博物馆西馆（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5月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2023年博物馆日将主题定为“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期待博物馆能够创造联动效应，促进积极变化。

让我们看看在专家学者眼中，博物馆未来将如何更好地参与创造美好生活；大胆拥抱更多可能的同时，又需要坚守些什么？

——编者

观点提要

博物馆美术馆的藏品千差万别，组织形式、建筑形式和文化产出形式也各式各样，这些都不妨碍它们要“回归初心”——回归到公众之中。对此，博物馆美术馆可以做出更主动、更好的引领和示范。

最近几年，上海的艺术策展中出现了“艺术进社区”“边跑边艺术”“艺术枢纽站”等等新概念，从鼓励、带动艺术家进入社区，激活公共艺术和公共文化教育板块，到主动介入“社区微更新”“老社区/楼道艺术角”（浦东陆家嘴东昌街道），以及更具有文化品牌意义的”社会学艺术节”（横渡），最终化蝶为“艺术社区”。2023年春天，中华艺术宫举办了“艺术社区”实践的集中展览（汇报展），艺术展览行动的逻辑，越来越“接地气”。

早在198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考察海南和湖南时就提出中国社会“富裕之后怎么办”的问题。1990年代人类学家葛希芝（Hill Gates)用“小马达”（Small engine）来概括中国家庭经济（包括庭院经济）的意义和价值。今天的艺术社区实践，用艺术心动+行动既部分回答了费先生的问题，也揭示出博物馆美术馆艺术策展具有文化发动机的作用。

我用“介入式博物馆学”来描述艺术展览的当下意义，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词”。这些年国际学界提出的体验式博物馆学（注：按照国际标准，美术馆也属于博物馆体系）、博物馆艺术疗愈以及社区/生态博物馆实践等等，都是从“人的博物馆学”这个视角进行的。人的主体性、社区参与更是社会工作的“法宝”。

看得见的繁荣之下，需要将展览作为方法的介入式博物馆学

全球来看，中国博物馆美术馆最近30年以来的繁荣发展，是世界从来未出现过的文化现象。截至2022年，中国的博物馆总数超过6千座，70%以上是最近20年建立的。2019年度博物馆美术馆观众量超过12亿人次。从4亿到12亿人次，只用了6年的时间，美国的年度观众总数最多只有8亿人次多一点，我们现在已经超过12亿了。即便是新冠疫情严重的年份，年度观众人次都超过5亿。这些都是能够看见的博物馆的繁荣。

我们理解的博物馆美术馆是以三种形态存在的：第一，作为建筑形态，位置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房子，属于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和风格，建筑是一种文化地标；第二，作为文化产出形态，收藏、保护、展览、活动、讲座、出版，等等，都是文化产出，人们去这一场馆主要是看展览、听讲座或参加活动；第三，作为机构和组织形态，是一个文化机构，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是由具体的社会所创造，也服务于这个社会。

中国博物馆美术馆的繁荣在三种形态上，显然是不平衡的。博物馆美术馆也是一种文化工具，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方法或方法学工具。把博物馆美术馆作为方法，通常也就是把展览作为方法。

从介入式博物馆学来看，三种形态的博物馆美术馆中，公众都应该有机会参与。而事实上只有第二种形态即文化产出形态的博物馆美术馆公众才有机会参与。在传统博物馆学中，只是鼓励公众参观，但不一定鼓励公众参与。“迈向人的博物馆学”，似乎存在将人与物（藏品及展览）对立起来的风险，而且人的主体性，如果理解为“用户至上”，在管理学上有依据，在博物馆学中不是那么清晰可见。

艺术社区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思考模式，上海已经走在前列。博物馆美术馆作为方法，也就是把展览作为方法，可以超越传统博物馆美术馆的三种存在形态的限制，也可以超越目的论与类型学的纠结。回到博物馆的历史脉络里来看，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内容，要超越既有的历史，超越既定的组织形态制约。创新博物馆美术馆的文化模式，参与诸如可持续发展议题等社会热点议题，变“被动的”参与为“主动的”融入。文化产出既关注多样性的展览形态，更关注多样化需求；既关注馆里的观众，更关注那些从来没有来过馆里的大众。社区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状态，与博物馆美术馆的封闭状态完全不同，因此将展览作为方法在“技术”上遇到的挑战会更大。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也需要新的博物馆学。

超越景点式“到此一游”，博物馆美术馆还可以主动做些什么

如果对21世纪以来“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做一个简要梳理，会发现博物馆思想的最新变化，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已经成为博物馆的发展动力，参与创造美好生活成为根本性的目的。

博物馆美术馆的藏品千差万别，组织形式、建筑形式和文化产出形式也各式各样，这些都不妨碍它们要“回归初心”。博物馆的初心使命是什么？3E原则（教育education、启蒙enlightenment和娱乐entertainment，三个关键词首字母都是E）是博物馆一直坚守的“初心”。然而，在当下，回归到公众之中就是博物馆的初心。博物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提供教育机会也不均等。此外，不同学科体系的博物馆在藏品的“储备”和展览阐释体系，也是不一样的。从批判博物馆学和介入式博物馆的视角看，世界主义或普遍主义的博物馆学，其实也是基于地方性知识的分类学系统建立的。

“艺术社区行动”在上海，是由艺术家、博物馆美术馆和社区广泛参与的一个项目。专业力量当然是关键要素，但社区才是“主体”。团队将在上海大学博物馆展出的古代文明“四川三星堆文物展”带到陆家嘴东昌社区，这是一种社区介入式展览。首先，社区管理者有意愿，才能通过社会工作的方法进行社区动员，设定了社工策展人，仍需和社区志愿者团队、上海大学社会学团队共同合作，当一位老阿叔主动成为志愿者后，展览就开始搭建了，社区居民陆续参与进来。这个由自行车棚改造的展厅，被命名为“星梦停车棚”，是一种非常“在地化”的策略。在“龙门石窟展”进入这个社区之后，“星梦停车棚”真正成了网红，更是社区的名片。艺术展览激活了社区的主体性，激发了用艺术展览连结本社区与外部世界以及社区内部的居民之间的桥梁和中枢。艺术社区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包括一系列创新性实践。在中华艺术宫的“艺术社区”学术论坛，分为4组，会场就设在展厅边上，也是完全开放性的，参观展览的人随时可进入“会场”，甚至提问和发表意见。开放的艺术社区活动促成学术论坛的开放性。在庙行的活动中，我有幸参与布展，艺术家顾奔驰邀请居民参与展览“创作”，男女老幼都加入了，一位老阿姨说“感觉像过节”，一个小学生说“现在过节都没有意思了，这个更好玩”。艺术展览在社区里，每天都像举行开幕式。

不但展览形式变化了，执行过程变化了，博物馆自身的边界也发生改变。有美术馆人在人民公园、宝山公园完成了三次“艺术装置展”，展览区域旁边就是市民休闲空间和儿童游玩区，艺术的“人民性”特别是“城市的人民性”变得非常具体生动，可感受，可观赏，可触摸。

艺术的门槛和边界被打破了，艺术展览和博物馆美术馆作为机构的权威性，并未因此而减弱。在艺术社区之外，参观展览一般要行为符合“规范”，穿正装，不能穿拖鞋进去，不能大声说话，等等，如果还有价格不菲的“门票”要求，博物馆美术馆的确是中产人士的“高雅空间”。所以，传统博物馆学认为，人均收入超过8000美元是博物馆发展的一个基本保障。这些见解，在艺术社区中都被打破了。这些所谓的“高门槛”都是可以计量的，与艺术社区相比，反而是“低门槛”，艺术社区需要的更多。

我的意思是，艺术社区在行动，它需要博物馆美术馆担起社区动员的责任，起到的作用是文化发动机，以建设美好生活为目的，因此更难，也更“高尚”。每年的五一、十一黄金周，各大博物馆观众爆满。这样的参观形态未必是美好生活的内容，也不是美好博物馆的目标。景点式“到此一游”，偏重大众娱乐化的需求，虽然不是博物馆美术馆可以主导的，但博物馆美术馆可以做出更主动、更好的引领和示范。

（作者为博物馆学家、上海大学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