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文/北京青年报记者陈静

统筹/林艳张彬

(资料图)

乐队为工友演出乐队在贵州演出乐队为工友演出乐队进行乡村巡演团队在福建四坪村创作的村歌

这是一支成立21年的乐队。2002年至今，他们的名字几经更改。从“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打工青年艺术团”，到“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乐团”，再到如今的“谷仓乐队”。他们用音乐表达自我，也用音乐治愈他人。

他们不仅是乐队，更是“音乐社会工作者”。在音乐创作之外，他们兴办打工子弟学校、创办年轻打工者职业培训班，在全国各地乡村进行巡演、与38个村寨共创村歌。

他们行走在中国大地上，演出、倾听、创作、歌唱。他们用朴素、真挚的歌声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无数普通人互相滋养、治愈。这是一群音乐社会工作者的21年跋涉。

在乡村里

为村民创作歌唱接地气的“田野之歌”

金色夕阳隐入山峦，湛蓝天空逐渐变得深邃。石头基底、土黄色砖墙、斜坡屋顶，“谷仓音乐厅livehouse”灯牌亮起，附近居民开着汽车、三轮车驶进公社，走进厅内。

在北京市平谷区同心音乐公社内，谷仓乐队正在演出。这是一支有着21年历史的乐队。团队成员曾是老师、小镇青年、矿工，后来成为“北漂”一员。他们以前为城市打工青年歌唱，如今走向乡村，为乡村歌唱、创作。

舞台上，鼓手、吉他手、贝司手就位，厚重的鼓声响起，主唱许多用低沉的嗓音唱起原创歌曲《吾乡》。结尾处，他用家乡浙江海宁方言唱道：“吾在江南向北望，侬在梦里翻红浪，今朝桃花又开放，平谷无恙好生长。”

台下观众大多是平谷当地中老年居民，平时很少观看摇滚或民谣现场演出。即使没有完全听懂歌词内容，但大家的情绪还是被旋律感染了。演出到中途，原本端坐的阿姨们站起身来，随着音乐节奏挥手、鼓掌。

55岁的朱阿姨感觉“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她鼓动72岁的王大爷拿着葫芦丝和小音响上台，吹奏一首《酒醉的蝴蝶》。王大爷的演奏与乐队风格迥异，但二者在这场乡村音乐会中奇妙融合。正像乐队过去和现在的无数次演出一样，他们在工地与工友共同欢呼，在村庄与老中青三代互动创作。

同心音乐公社的活动正在进行时，团队的另一位主要成员孙恒则带队在重庆兴顺村走访调研，听村里的退休教师、乡贤、老革命、老党员讲述个人故事、村庄历史，与村民共创村歌。

拜访途中，一位88岁的老人拿出了保存完好的薅草锣鼓——一种集体劳动生产时会用到的传统民间乐器。锣鼓声一响，附近居民都围拢来。老人和村民脸上都露出笑容，孙恒内心也感到震撼。“这是从咱们大地里长出的音乐，我觉得特别接地气，这种音乐直击人心。”

“目前歌词创作还没有完成，后续我们可能会在曲调中结合这些本地的音乐元素进行创作。”孙恒说，每到一个地方，村歌的创作都尽量跟当地音乐元素结合。既要传承传统，也要创新，同时要照顾到老中青三代村民的需要。

在工地上

在工棚中播种“打工者之歌”

“谷仓乐队”最初成立时名叫“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后来曾更改名为“打工青年艺术团”“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乐团”。那时，他们主要在城市的工地上为工友歌唱。

为工友演出的种子是某年冬天在天津一处工棚演出时埋下的。那时，孙恒在打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认识了一些学生、家长。他第一次走进工棚为工友们唱歌，天气寒冷，工棚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味道难闻，但大家像过年一样热闹。工友也加入孙恒的演唱，用方言唱起民歌。

后来，孙恒、许多等人组建演出队，创作打工歌曲，常常跑到工地演出。一个夏天傍晚，团队来到某处学校工地。没有专业设备，他们拿着钢筋棍往地上一插，把话筒一捆，就开始唱歌。工友们刚刚下工，端着饭缸子，坐在砖头上，放下安全帽，最初只是拘谨地听着，后来开始“用力拍巴掌”，逐渐在音乐中松弛下来。

音乐创作、演出之外，他们也进行了大量与工人相关的社会实践。2004年，团队机缘巧合发行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后来，他们用赚得的七万多元版税在朝阳区皮村创办打工子弟学校，招募志愿者做老师。2010年，团队在平谷兴办“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实际接近于年轻打工者职业培训班，为大家提升计算机等职业技能。

在巡演中

治愈他人也疗愈自己

2017年，团队开始在全国进行乡村音乐会巡演，工作重心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连续三年，团队每年都会进行大约1个月的巡演。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在近4万里行程中，他们沿途举办大地民谣音乐会义演50多场，直接参与观众超过3万人。

让团队成员路亮至今印象深刻的演出是在河南老井村。演出结束，他在院子里遇到了一位留守女孩，父母去世，叔叔婶婶在外打工，她跟着爷爷留在老家。他想到了自己远在山东老家的孩子。

路亮常常想起对孩子的亏欠。2016年，他刚到北京不久，妻子和孩子来看望他，分别前去肯德基吃了饭。他借口上洗手间离开，原本一声不吭的孩子突然从餐厅冲到门外：“爸爸，你跟我一起回家。你不要走！”

巡演结束不久，他创作了《孩子》。“这首歌送给那些留守孩子，也是送给自己。我们大多数人，为了理想和生活在外面打工。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陪伴，也是一种疗愈。”路亮说。

在创作中

将心凝聚与38个村共创村歌

乡村巡演途中的见闻触动了孙恒，他萌发了村歌计划的想法。孙恒记得，在四川一个村子，他们邀请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人拉二胡加入演出。那位老人已经40年没有拉二胡了，当他从屋里拿出那把满是灰尘的二胡，丝弦声重新响起，村民都聚拢来，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相对城市而言，乡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公共文化活动是比较匮乏的。国家实行乡村振兴其中一点就是文化振兴。我们想通过村歌把老百姓的心凝聚起来，激发老百姓对村庄的热爱。”孙恒说。

目前，团队已经与全国38个村庄共创村歌。提起这项计划，孙恒、许多都对团队在鄂尔多斯木凯淖尔镇的村歌创作印象深刻。他们先后在当地14个村庄与村民共同创作村歌。

“乌兰吉林好地方，西靠滩来东靠梁。刨开黄土挖水库，蓝天白云绿草场。土打墙来盖新房，亲朋好友来帮忙。大锅炖肉小锅茶，边吃边喝边叨啦。茄子开花颠倒颠，老人是咱一层天。马兰开花在路边，村里回来了小青年。西蒙特牛排成行，阿白山羊都养上。春耕秋收不用人，一社五部幸福村。”这是团队与乌兰吉林村村民共同创作的村歌，村歌的治愈力正是源于与村民集体共创的工作方法。

许多说，歌词的前三句源于村民对村庄历史的回忆，以及对村庄自然环境、风俗的描写。“叨啦”则是当地方言，意为聊天、唠嗑。第五、六句通过比兴的手法，前半句用村庄俗语描写自然风物，后半句则表现了村里的某种文化特征，“老人是咱一层天”表达了对老人的尊重，“村里回来了小青年”则隐含着一则故事——一户村民的儿子回村做起了养殖业。

“村民们从没想过自己会写歌创作，当他们真的把一首歌写出来，并且融入自己的生活情感，心里就像乐开了花，特别痛快。这确实对他们自身是一种疗愈。”许多说。

村歌不仅记录了村庄的自然风貌、历史变革、传统习俗，还捕捉了村庄当下的变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福建四坪村。在共创村歌过程中，他们请老人参加工作坊，拾起十多年没唱过的地方戏（平讲戏）。村歌创作完成后，本来被搁置了的当地剧团又建了起来，还有年轻人回乡成立传习所。

规划

希望推动百个村庄进行村歌共创

二十一年来，乐队名字几经变化。不断更改的称呼反映了劳动群体的变化，也折射出团队在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上的尝试、突破、改变。

许多回忆，2002年，团队成立之初只有3人，取名为“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随着人员逐渐增多，他们改名叫“打工青年艺术团”。作为“北漂”一员的许多、孙恒等人，恰逢城市化、工业化浪潮，怀抱着音乐梦想的他们在工地、工厂为工友歌唱，也逐渐关注到周围工友的故事，尝试用音乐做表达。2009年，团队改名为“新工人艺术团”，后来又改名为“新工人乐团”。

“当时我们觉得这个群体的方向是成为时代的新工人，不满足于普通的生存状态，希望城市给这个群体更多的支持。”许多说，团队名字的变化代表了打工群体的变化，也折射出团队在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上的尝试、突破、改变。2022年，团队改名为“谷仓乐队”，寓意为乡村生产有机的精神食粮。他们不仅是“乐队”，更是“音乐社会工作者”。许多说：“我们希望通过音乐等艺术形式触及一些社会问题，试图改变一些现状。”

“处于困境中的人尤其需要精神上的动力。音乐可以带给人勇气、信心、力量、温暖。”孙恒把过往二十一年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粗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中，到工地、工厂唱歌，兴办打工子弟学校、打工者职业培训班；第二阶段，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创办同心音乐公社，进行乡村巡演，协助村寨进行村歌创作。

孙恒说：“我们能坚持21年去做这件事，原动力一定是来自内心深处。无论是以前在工地给工友唱歌，还是现在到乡村唱歌，我的内心都在不断丰富成长，这是一个双向滋养的过程。”

路亮也把在乡村的演出理解为一个互补的过程。“我觉得能到乡村演出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我们想表达的东西可以传递到更多地方，乡村也需要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在演唱也在倾听，我们也把村庄的特色用我们的形式记录下来。”

“在乡村巡演、与村民共同创作村歌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祖国大地的辽阔、民族文化的多元和丰富。”许多回忆起此前在贵州侗族村寨演出时，当地有句俗语“饭养身歌养心”，当地村民的生活也有大量自发的音乐歌唱。“一个人在生活中可能被挤压得都佝偻着背了，在音乐中站起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堂堂正正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让一个人站起来的过程，也是以歌养心。”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是为工友还是为村民歌唱，我们为劳动者歌唱的初心不曾改变。”许多说。

孙恒期待着把同心音乐公社作为原创音乐人聚集地，吸引更多人参与到乡村建设中，用音乐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未来3至5年，他希望推动100个村庄进行村歌创作，也希望把集体创作的工作方法传递给更多人。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