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舞蹈剧场《大饭店》迎来第100场纪念演出，同时也是它的封箱之夜。14位演出过这部作品的舞者全部出现在舞台上——他们并不是简单地你演一场、我演一场，而是均以剧中人的身份同台，将原本7个角色两倍、三倍地交织、叠加，幻化成“梦中之梦”，如同多棱镜照出的阳光与星夜，把纷繁复杂的剧情拓展成更加多维的“盗梦空间”。

《大饭店》：美的盛宴，梦的洪流

如果是第一次看《大饭店》，那这次的百场纪念版可能会有点“凶猛”，因为台上的信息量太大。观众有可能会忙于厘清人物关系或剧情线索，而略感匆忙甚至失焦。但对于看过的观众来说，这极为特别的“纪念+封箱”，则是不折不扣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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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次观看这部作品时，在中间部分就已经自觉放弃了对剧情和人物关系的探索，因为我发现那根本不重要。你只需要不断地屏住呼吸，跟随舞者的行动与情绪，去体会他们在当时当刻的心理状态，享受那些舞台时刻就好。

“女佣”对不同住客的好奇，以及将自我代入他人生活的想象，使得她的人物形象既轻盈，又新鲜；“情人”骄傲、美艳、纵情欢愉，却也难免有顾影自怜的寂寞时分；“教授夫人”用尽全力控制丈夫，换来的却是绝望与惊悚，当她打开衣柜大门，教授、情人、醉汉、孕妇、女佣、经理等所有现实生活中围绕着她的人，纷纷涌出、跌落，在地面翻滚……啊，那梦的洪流啊，像人生的虚拟大浪，扑面而来，又如机舱外的云朵聚散，春梦了无痕。

3位经理、2位女佣、2位夫人、2位情人、2位醉汉、2位孕妇和1位教授，14位舞者同台，共饰原本的7个角色。“中国舞蹈界的半壁江山”——黎星、谢欣、李超、李倩、李艳超、于建伟、胡婕、张娅姝等获奖无数的青年舞者，用他们最具实力的舞姿、充满美感的身体和极为饱满有机的情感，将这些角色在各自生活中的欢愉与困境，纤毫毕露地呈现出来。

尽管已经跳了100场，但这些角色仍然犹如第一次站上舞台那么新鲜、灵动。不是机械地重复动作，也不是为了舞动而动，而是以沉默的呼喊与挣扎，用灵魂与身体一起无言告白。这大概是舞蹈剧场最核心的魅力所在——完全不需要语言，却早已万水千山、万语千言。

5年时间，35个城市，100场演出，《大饭店》是黎星首次自编自演，并与李超共同执导的作品。这5年当中，还经历了3年疫情带来的不确定与困境。作为黎星工作室的第一部作品，一群不到30岁的年轻人初试啼声就已有如此声量。但创作的“起点”并没有局限住这群年轻人，相反，他们后来走出了“一戏一格”的境界，并用接二连三的新作品和新风格，令观众和关注者刷新对他们的认知。

《红楼梦》：群芳争艳只是表象，怜花惜玉才是真情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IP，是人人尽知的故事，也是市场热爱的选题。但也因为它太过浩瀚与经典，无论影视还是舞台改编，都不免要遭遇“挑剔”。毕竟每个观众心里，都早已有了印上自己认知的《红楼梦》。

和《大饭店》非常欧式的舞美、服装、灯光不同，《红楼梦》是非常纯粹的中国古典美学模式的舞台，一重重帷幕升起又降下，拉、开、关、阖；人物婉转绰约，以极细碎的步伐在舞台上飘移滑行。没有被古籍中的众多人物与情节牵扯，而是单单拎出了最知名的“金陵十二钗”为叙事主线，以“入府”“幻境”“含酸”“省亲”“游园”“葬花”“元宵”“丢玉”“冲喜”“团圆”“花葬”“归彼大荒”12个篇章，将宝黛的爱情故事、大观园的兴衰、赏花吟诗的雅趣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归于空寂，以清简凝练的章节手法在舞台上铺陈。

“省亲”那场，盛妆回家的元春，不得不以皇妃的身份“凌驾”于众亲之上，象征着皇权与制度的衣冠傀儡重重叠叠，其后是瑟缩的人与僵化的面部表情。只有当礼仪行罢、程式做完，“贤德妃”元春才能从那躯壳中出离一会会儿，真正以人的身份与亲人骨肉相见、扶持和落泪。在这一幕，权力带来的浮华与不自由形成的桎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刺激。

而在其他场景中，女性的美好、柔弱、刚烈、无奈，也成为最重要的展示点，让观众对每一个角色都不由得心生同情。在“冲喜”一场里，为了让丢了玉的宝玉重拾“灵魂”，家族设计了以黛玉为饵、以宝钗为媳的“骗婚”游戏。不明真相的宝玉和黛玉，以及宝钗三人，在一乘轿子里进进出出，曲折悬疑，看得人眼花缭乱、心如刀割。宝玉和黛玉是封建家族联姻政治的牺牲品，宝钗又何尝不是？以当代女性的视角而言，纵然嫁入豪门，却不得夫君所爱，又有什么意义呢？

将女性命运作为主线娓娓道来，群芳争艳只是舞台表象，怜花惜玉才是内里真情——曹雪芹“红颜命薄古今同”的悲悯被推向当下与永恒的时空。

《大饭店》中，有被誉为电影美术之神的舞美设计种田阳平和欧洲顶级灯光设计汤姆·维瑟这样的大师助阵，作曲刘彤和服装设计也都非常出彩。《红楼梦》中，舞美设计胡艳君、服装设计李昆、造型设计贾雷和有“中国灯娘”之称的灯光/光影媒体设计萧丽河，共同托举出了唯美如幻的舞台与人物。

该剧自2021年上演至今，所到之处一票难求，热度不亚于“电波”和“青绿”，也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和汉服爱好者。观众好评、市场信心令黎星工作室有了更多的创作机会。

《火车站》：从起点出发，想走得更远

我是非常后知后觉地关注到黎星的。今年3月初，一段长达10分钟的谢幕视频在网上流传：一大群舞者，在青春活力的歌曲声中，以垂直于观众席的方向一字纵向排开，向舞台两侧行进、舞动。某个舞者，会在行进过程中被“甩”出来，以自己的角色风格单独舞动。

我完全不明就里却又如痴如醉地看完了这段谢幕，然后快速找到相关信息——舞蹈剧场《火车站》，迅速锁定了时间最近的演出场次，并立刻在网上恶补了与这部戏的导演黎星相关的各种信息。我才知道他是《舞蹈风暴》第二季的亚军，拿过很多奖，之前已经导、演了《大饭店》和《红楼梦》。

看《火车站》时的体验是澎湃而兴奋的，我大概第一次在深圳的剧场里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年轻人——开演前在门外等候的人群和散场时的人流中，有很多青春靓丽的少男少女的身影，有的一看即知是舞者，也有许多是白领精英范儿。谢幕场景也和那段视频里国家大剧院的热度并无二致，掌声与音乐节拍合鸣，舞者们一轮又一轮地拉着手冲向舞台边缘，一直到大幕落下，舞者的身体俯得越来越低，最后趴在幕下向大家挥手告别……

《火车站》可以说是另外一部“破圈”之作。黎星工作室联合“HelloDance吾街舞”舞蹈工作室，以街舞作为舞蹈的主要元素之一，与其他舞种的顶级舞者同台，用颠覆性的舞蹈语言和超强的舞台节奏，讲述了一个南方小镇火车站里发生的故事。火车站的小站长善良热情，见证了不同身份的旅客在车站里或匆匆赶路或茫然四顾，也目睹了许多悲伤时刻和人心冷暖。当然，最纯美的还是他和卖花姑娘情窦初开的恋情。

如果说《大饭店》是纯纯的欧式风情，《红楼梦》是中国古典美学，那《火车站》则洋溢着一种“中国新青年”的热烈气质。略显20世纪80年代风的莫兰迪色系服装，源自湖南郴州火车站的门窗设计，屏幕上不断闪现的目的地和时间——除了广州、上海、昆明这样的国内城市之外，更有巴黎、洛杉矶、雷克雅未克等国际城市。这令舞台上的“火车站”变成一个时空的喻义符号——它是所有人的起点、中转站，是旅途中的一程，是人生未知的开始。

“未知的东西总是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吸引着我。”这一次只导不演的黎星说，“我发现街舞舞者身上有着不同的能量，也看到他们在舞台上释放出更大能量的可能性。”通过《火车站》，观众能在大剧场的“正统”舞台上，看到街舞这种先锋艺术和亚文化动作元素，明白街舞不再只是炫酷的动作片段和元素堆积——它也能够承载起强烈的戏剧性和戏剧逻辑，它开始讲故事，开始传递情感，并由于整体叙事的设计而产生了质的变化。

虽然中国舞、现代舞和街舞都是肢体语言，但不同专业代表了截然不同的艺术方向。在现代舞中，通常会放空肢体，让音乐留白来产生空间感；而街舞则需要占满音乐的每一拍，从而产生另一种极致的空间能量。所以作为导演，需要在“远处”以更大的视角说服街舞舞者不要过度关注动作的细节，要关注整体的呈现；同时，对于习惯短片段演出的街舞舞者来说，长达120分钟的持续演出与舞动，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黄潇、马晓龙、昂昂这样优秀的街舞创作者以编舞和主演的身份出现在《火车站》的舞台上，与胡婕、于建伟等“传统”舞者同台PK，水乳交融。这也是吸引许多更年轻的观众走入剧场的一个重要原因。艺术性、创造性和市场热点，又一次不期而遇。

事实上，在一口气追完《大饭店》和《红楼梦》之后，《火车站》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它有点像我当年看即将接任“云门舞集”艺术总监的郑宗龙《十三声》的感觉，元气满满，朝气蓬勃。《十三声》的故事源于1960年代的艋舺，有位街头艺人一人分饰多角，幼声老嗓，忽男忽女，说书演戏唱歌敲锣卖膏药，样样精通。在郑宗龙的舞台上，11位舞者11个样子，每一位都代表了“十三声”的一个面向，舞出各种失序、佝偻、诡谲、荒诞的动作，形成庶民肢体与精致芭蕾的反差。他从最朴素的情感与经验出发，回到生长的地方，也回到创作的起点。

对于黎星来说，《火车站》也是他回到起点的地方。他出生在湖南郴州，9岁开始坐火车去北京学习舞蹈。当时的火车还是绿皮火车，30多个小时的车程中，火车会停在不同的站台。那时候的站台在孩子的眼里，既是陌生的，又很有人间烟火味。“是一个小社会，是一个时代的、人文的缩影。”黎星觉得火车站像是时空隧道，会经常将自己拉回最简单、最直接、最干净的时期——“那个时期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对话，可以收获不同的能量。”穿了14年军装，拿了无数奖，跳了无数主角，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选择成为自由舞者，创立了黎星工作室。为了筹备《大饭店》，他们差不多用光了所有的积蓄。

青年创作：没有捷径，才有希望

对于创作者和表演者来说，最大的挑战仍然来自于舞台本身，尤其是舞蹈剧场这样一种完全没有“偷懒”可能的创作。它，无法靠一般的噱头、概念来糊弄观众，每一个动作，每一场演出，都是建立在真刀真枪的排练与伤痛之上的。在《大饭店》百场纪念演出结束后，放映了一部近40分钟的纪录片，讲述这部作品在创作和演出过程中舞者的眼泪与欢笑。于建伟和李艳超，在舞台上柔软优雅到可以直接“升天”，其实身体承受着巨大的伤痛——痛到每天早晨起来无法下床、无法自己穿袜子，经历打了腰麻之后感觉医生在用榔头和改锥敲击身体的手术。

李倩，1983年生人，双腿展开控腿可达220度以上，2004年代表中国参加第28届雅典奥运会闭幕式接旗8分钟文艺演出。2013年之后，她淡出舞台，又因为《大饭店》而被重新拉回来，拒绝、推脱、逃避，不是因为害怕舞台，而是因为对舞蹈失去了信心与兴趣。但在这一群年轻的创作者充满“安全感”的支撑之下，她又重新站上舞台，而且后续还参加了《红楼梦》的演出，找回了舞蹈生涯的“第二春”。

患有抑郁、因为一个动作跳错要自责好几天的胡婕，在舞者和导演身份之间徘徊、要承担大量创作和排练工作的李超，怀着身孕一直在《大饭店》里跳到孕期8个月的谢欣——他们每个人，都在舞台上扎扎实实地摔下了汗水与泪水。

和一些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表演艺术形态不一样，职业舞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寂寞的，整日面对镜子、把杆、地板和自己属于常态。舞者要一遍一遍地和镜子里的自己对话沟通，一遍一遍地练，没有捷径。但正是这种没有捷径的创作与表演模式，才能在舞台上充分彰显实力和魅力，美好的身体、动人的舞姿、触动人心的情感。对想要避坑的剧场“韭菜”们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更超值的票价回馈和更美好的剧场体验呢？

值得一提的是，黎星在开始创作《大饭店》的时候只有26岁，李超和李艳超也只略大两三岁。一群如此年轻的创作者，不仅在艺术层面展现出超高的成熟度，在作品的制作、艺术行政和宣传等方向上，也都表现出精益求精的追求与质感。这次在广州大剧院《大饭店》百场纪念演出的外围，镜屋、扭蛋机、每个座位扶手上摆放的信与“房卡”被细心安排，以及演出结束后顺畅接待观众领取纪念场赠品的场景，都显示出青年创作者和艺术行政团队的自信与沉稳。

讲真，对国内青年戏剧创作局面一度失望至极的我，意外地在这群人身上看到了新的可能性与希望，看到了“真功夫”的重要性。我热切地盼望他们不仅仅能成为中国的罗伯特·艾克（RobertIcke，奥利弗奖最佳导演奖最年轻的获得者）和迪米特里斯·帕帕约安努（DimitrisPapaioannou，希腊著名导演、编舞家），还能成为真正“从心而动”的自由创作者，不为外力牵引和消耗，不因眼下的成功而骄傲自满，时时刻刻保持对内心的关注——对生命的关注，与自己对话，与观众对话，永远敢于面对挑战，不断地重新上路。

毕竟，要有这样的创作者在，我们才会有信心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剧场，在洞穴中仰望星空。

供图/黎星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