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是一年“考古时”。即日起，“考古2022”系列稿件将陆续见刊，这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四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8位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2年，新石器考古人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立足遗址，扎根田野，用手铲寻找着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探寻着八千年前“文化基因”，描绘着“大城市”与“小村落”的图景，想象着远古的“斗天战地”，思考着先民们的“精神世界”，探寻着祖先的足迹。

(资料图)

新石器时代的到来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是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2022年度，旧新过渡时期的考古研究取得重要收获。位于坝上草原的尚义县四台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遗存，它们被划分为三个大的文化阶段，年代分别相当于距今10000、9000、7000年左右。最为重要的是，该遗址第一阶段出土的万年前后的半地穴房屋，是可证的迄今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房屋建筑，标志着北方地区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现。有意思的是，这些房屋未发现明确的门道，屋主人进出房屋可能要借助踏步或梯类工具。第二、三阶段房屋结构相差不多，但磨盘、磨棒等食物加工设备有较多增加，表明四台聚落有着频繁的食物加工需求，说明聚落人口的繁荣。

尚义四台遗址出土的万年房屋

环境考古的研究显示，距今10000-9000年之时，四台所在的坝上地区是森林-草原的植被景观，气候温凉偏干，周边分布河湖水源。动物考古的分析表明，四台聚落周边食草类动物活动频繁蚌、螺、蛙、鱼、雉、鸟、鼢鼠、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猫科、黄鼬、獾、梅花鹿、马鹿、狍子、麂、野马、野牛、野猪等动物均有发现；先民们以狩猎经济为主，肉食资源主要为野生鹿、野猪、野马、野牛等，鱼、鸟、淡水贝类等也是补充性肉食资源。

距离四台不远的康保兴隆遗址，2022年度发掘出土了七座房屋。这些房屋的开口形制以圆形为主，单体房屋的面积明显要大于四台聚落，而且有半地穴和地穴式房屋两种。房屋内的灶一般位于中部，有在屋内地面长期烧火的地面灶，也有挖浅坑作为灶坑的浅坑灶。屋内的地面上至今还保留着食物废料、盛放食物的容器、加工食物的工具等。兴隆遗址的一座房屋还发现了斜坡式门道，意味新的房屋形式已经出现。

四台、兴隆遗址都出土有万年前后的陶片，为探讨北方地区陶器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支撑。四台遗址第一、二组文化遗存，兴隆遗址2022年度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堆积填补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而且为解决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

旧新石器过渡研究的突破不仅见于坝上草原，同时期的临淄赵家徐姚遗址也取得了重要收获。在一次配合基础建设的工作中，考古队在一座汉代墓葬的壁上发现有红烧土的线索，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判断该遗址很可能拥有更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存。经过系统的发掘，考古队揭露出一处距今1.32万年左右的聚落。这里出土了大面积树木燃烧类遗迹、火塘、环颈雉鸟类和鹿类制作的骨骼标本、穿孔蚌器、石器、陶片等，甚至还复原了两件陶器。遗址发现的早期陶片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遗址之一，也是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赵家徐姚遗址所处的年代十分关键，不仅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也为认识山东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提供了关键证据。

八千年前的“文化基因”

距今八千年前后，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中华文化的基因已经形成。

在河南裴李岗遗址，丰富的农业遗存、规划整齐的墓地、刻画精美的陶塑，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距今八千年前文明基础的了解。

安阳八里庄遗址是一处以裴李岗文化为主体兼具有磁山文化因素的新石器时代聚落，不仅出土有石铲、石磨棒、石磨盘、蚌器等工具，而且发现有植物茎杆印痕的红烧土墙体残块。该遗址是目前所知裴李岗文化分布的最北界，也是同时期豫北地区最大的遗址，对于分析豫北地区裴李岗文化地方类型，探讨裴李岗、磁山文化的交流互动等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台州下汤遗址以上山文化为主体，跨越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个阶段。近年来，下汤遗址的聚落考古取得重要收获。一字排开的土台、围绕土台的器物坑，为我们认识器物坑的功能提供了生动的场景和新视角；上山-跨湖桥文化环壕的发现，是这一时期聚落考古的新突破。此外，首次确认的好川文化时期水田，为了解当时的稻作农业和水田管理提供了重要证据。

奉化顾家庄出土了大量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存。其中，河姆渡文化拥有整齐分布的杆栏式建筑，而墓葬大多位于土台之上及其周围，且使用保存较好的独木棺，令人印象深刻。天台百亩塘遗址突破了以往对跨湖桥文化分布范围的认识。

顾家庄遗址M12木棺顶板解剖照

激动人心的“大都市”

大型都邑汇聚了当时社会的优秀文化，是文明探源的核心所在。

在“众城之邦”的长江中游，作为“城邦”之一的鸡叫城，出土的大型木构建筑令人震撼，2022年度，鸡叫城考古队将发掘重点转移至城内中心土台的解剖，基本确认土台由台I、台II两部分组成，始建年代为石家河文化时期，肖家屋脊时期又经过长期使用和数次扩建。土台之上，出土与台1建造有关的祭祀坑，挖有基槽、柱洞、墙垛的房屋建筑，遗迹铜铁化合物石料。中心土台建筑的发掘，对于探索鸡叫城聚落布局、史前建筑工艺技术，与西部木构建筑的比较，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与鸡叫城的土台探索不同，孙家岗遗址北部则发掘出一座坑基式建筑。该建筑为一处带廊道的四连间房屋，面积近100平方米，可能为公共性的高等级建筑。该建筑的发掘，不仅证明聚落北部也有高等级的大型建筑的存在，深化了学术界对孙家岗聚落结构的认识，而且孙家岗发掘的房屋建筑，与鸡叫城遗址前年出土的木构建筑、盘龙城早年发掘的宫殿建筑，在方位、形制、基坑柱洞工艺等方面基本一致，说明长江中游的早期高等级建筑存在着一套传承千年的测定方位理念和技术范式。

孙家岗遗址

土是远古先民最容易获取到的物质，他们将土壤用火烧烤，便成为颜色泛红或青色的“硬”物质，考古学称其为“红烧土”。不同火候、功能、形成原因的红烧土的颜色、硬度、颗粒大小也是不同的。在七星墩古城，发掘者通过红烧土的分类研究，辨认出房屋倒塌堆积和奠基堆积。同时，七星墩遗址最重要的发现则是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土坑墓和瓮棺葬。尽管这批墓葬无规律分布，但却据此征集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玉器，包括玉人像、玉鹰、玉璜、玉珠管、玉笄、玉柄形饰、玉钺等。其中正面披发、大眼阔口、戴耳珰的“神人像”尤为重要，反映了“三苗”族群的形象。

七星墩遗址出土的肖家屋脊文化玉人像

在兵家必争之地的南阳盆地，屈家岭文化的凤凰咀古城再次发现“土围院落式”建筑，表现出与其他城址不甚相同的聚落特征。

凤凰咀出土的土围院落

沿着“屈家岭人”的北上之路，在南阳黄山遗址，之前发现的“垮弓持钺”的“王者”令人印象深刻。2022年度，考古队确定了屈家岭高等级墓葬区范围，而且明确了山下西岗码头岸上遗迹，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新石器时代水上运输体系的认知。

在豫西的中心聚落，在巍峨的铸鼎塬，著名的北阳平遗址发现有房址、壕沟等重要遗迹。出土的房屋建筑规模不等，但结构、建筑方式、建筑材料与之前西坡、庙底沟等遗址出土的房屋接近，表明庙底沟文化的房屋建筑可能存在一定的范式。此外，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偏南部勘探发现3条东西向壕沟，暗示着该聚落南部可能存在二重或三种环壕，也意味着北阳平聚落可能存在较强的防御能力。

在陇东的黄土高原，在南佐遗址的核心区发现了迄今年代最早、布局严整的“宫城”，核心区外围则是由9座夯土台及环壕围成。在“宫城”内出土了大量的白陶、黑陶、白衣陶、彩陶、朱砂彩绘陶、陶塑人像、绿松石等高等级祭器甚至礼器。在一些建筑的分布区域还发现了土坯、陶砖等建筑材料。此外，还发现了数百万粒炭化稻米，如此大量水稻的集中出土在黄土高原地区前所未见，加之出土的陶缸与屈家岭文化的陶缸十分接近，不得不让人思考这些稻米出现的背景。同时南佐遗址的持续工作和重要发现，证明距今5000年前后陇东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再次提醒我们黄土高原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

南佐F2出土陶器

位于关中盆地的泾阳将刘遗址发现仰韶晚期的环壕和墓地。墓地位于环壕之外，出土竖穴土坑墓、偏洞室墓。墓葬中均未发现葬具痕迹，但部分尸骨可能用编织物包裹后下葬；“割体”现象较为常见，手掌或手指被割离的情况较为常见；此外，还发现墓主头部套于陶罐中的“套头葬”以及墓主盆腔内留有胎儿碎骨的现象。

与黄河流域的环壕聚落不同，常州新岗遗址则发现崧泽文化时期的较完整的环壕墓地。环壕中央为人工土台，先民在土台上葬墓、修挖排水设施等。土台上的墓葬可划分为5个墓区，不同墓区出土的随葬品在种类、数量上有较大的差异。其中I区是土台上等级最高的墓区，出土玉钺、玉镯、石钺等象征身份的高等级器物。

在北方的石城，著名的石峁古城，在皇城台顶西部，确认为一处石峁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墓地，命名为“皇城台墓地”。该墓地是目前所发现等级最高的石峁文化墓地，墓地与皇城台“大台基”共同构建起皇城台上“前殿后墓”的基本格局。而且，石峁的王者贵族们在墓地设置石墙围绕，或可看作墓园的雏形。

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后城咀石城以三道城墙、两条壕沟及数道地下通道为基本框架，形成结构复杂的三重防御系统；与河流、冲沟等自然地理单元优势有机结合，形成了迄今为止北方地区发现的布局最为典型、防御最为严密的一处龙山石城。后城咀石城年代距今4500-4200年，部分阶段要早于石峁古城，是探索河套地区石城发展和演变的重要资料。

后城咀遗址的瓮城防御布局

后城咀遗址出土的玉器

“一道道圪梁梁，一道道弯……”，在沟壑遍布的晋陕高原，兴县碧村遗址矗立在黄河岸边，占据着河套地区向晋中、晋南过渡的关键要道，分流的墩台、“安检”的道路、必经的夹道、复杂的瓮城，无不凸显碧村城防系统的严密，检查着一批又一批“走西口”的史前人群。

兴县碧村发现的卜骨

在“河北第一城”邓槽沟梁遗址，揭露出早晚五个阶段的城门系统，基本揭示了该城龙山晚期东南瓮城区域城门系统的发展、演变过程。武安赵窑遗址则发现了仰韶早期的壕沟。

著名的临淄桐林遗址曾训练出了众多考古领队。2022年度，桐林遗址迎来新一轮的考古发掘，继续为考古学培训有生力量。出土的制作精良的陶礼器以及表达某种含义的刻纹陶片，在令人欣喜的同时也显示出该遗址尤其是发掘区所在位置的特殊等级。

距今四千年前后，是文献记载的夏王朝诞生和发展的关键阶段。安徽禹会村遗址因“禹会诸侯于涂”历史记载而得名。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禹会村遗址保存有淮河中游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城址。这不仅是涂山古国强盛阶段的历史见证，而且很可能是古史传说中涂山氏的历史遗产。

关中盆地的西安太平遗址，新发现的使用土坯的窑洞式建筑、人工夯土台基、“两室一院”的半地穴建筑组合，进一步凸显太平遗址聚落特征的复杂性。

在河南新砦遗址，持续工作进一步明确“宫殿区”的西界，深化了新砦都邑的聚落认识。

此外，常州寺墩遗址发现的竹木编织物铺垫遗迹，令人印象深刻；兴化草堰港遗址出土的大量有机物质，令人震撼；苏州塘北遗址崧泽时期的水井里出土的彩绘陶罐，令人惊喜。无锡丁埂遗址作为太湖西部保存较好、价值较高的史前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渔猎工具，并首次发现良渚文化“虎、鸟、云组合刻符”石钺。

丁埂遗址出土的刻纹石钺

功能齐备的“小村落”

除了大型中心聚落之外，一座座普通“村落”也是我们探索新石器社会图景的重要支撑。

我们在惊叹于良渚古城的辉煌与智慧的同时，也好奇于“首都”周边的基层村落面貌，余杭南王庙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该聚落出土良渚时期墓葬、灰坑、房址等遗迹，同时结合历史影像和考古调查还发现了古水稻田的迹象。研究认为，南王庙遗址是一处功能相对完善的良渚文化中小型聚落，其“常驻民”很可能是“平民或者农业从事者”。他们生活在良渚古城周边，很可能参与过古城的修建，在古城建成之后，或许也向古城输送着粮食资源。

萧山祝家桥遗址填补了钱塘江南岸良渚文化基层聚落的空缺。遗址主体为良渚文化时期的人工堆筑土台，分布面积达8000平方米，其上经过多次活动。聚落内部，多处红烧土面遗迹和良渚时期墓葬共存，发掘者认为是“良渚文化时期基层聚落‘居葬合一’的体现”。

在海宁朱福浜遗址，在一座土台的顶部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叠石圈”遗迹，发掘者推测可能为粮仓的基础部分。此外，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陶壶状的玉坠，表明良渚文化玉器除了像生还有像物的类型。

“一湖分东西”，东岸是马家浜文化，西岸则分布着骆驼墩文化，两支考古学文化各有特色。2022年度，无锡马鞍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陶猪，憨厚可爱。薛城遗址出土马家浜文化晚期-北阴阳营文化时期-崧泽文化中期-崧泽文化晚期的墓葬，揭示出相当于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土台的堆积层次和营建过程，丰富了宁镇地区史前聚落的形式和内涵。宜兴大坟墩遗址出土的骆驼墩文化的房址，为我们了解骆驼墩文化的建筑形态提供了资料。

无锡马鞍遗址出土陶猪

薛城遗址第三期墓葬

在长江中游，与大溪、油子岭、屈家岭等考古学文化相比，堆子岭文化的分布范围不大，只能看作湘江流域的土著文化。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堆子岭发掘的遗址不多，其年代多认为与大溪文化相当。最近，长沙竹山湾遗址揭露了一批堆子岭文化的房址、灰坑、柱洞、灰沟等遗迹，而且测年显示该文化的年代下限可能已经接近或进入屈家岭文化时期。

在华南地区，英德市岩山寨遗址石尾头地点是岩山寨遗址内一处以生活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地点，清理出柱洞、灰坑、灰沟等遗迹，为了解当时的聚落特征提供的资料支撑。

与南方不同，山西杏花村遗址出土了仰韶中期的两座房屋，草拌泥的墙皮之上还保留有史前“泥瓦匠”的手抹泥痕迹，曾经欢声笑语的灶门前被砂岩石板封堵，屋内房址的石磨盘、瓶、钵、罐等遗物再现了先民的生活场景。

太原郑村遗址保存有完整的“地坑院”式聚落中心，五座窑洞式建筑与一座窑址围绕中心小广场分布，周边则环绕有围沟。遗址面积不大，但建筑布局完整，聚落要素齐备，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太原盆地龙山时期聚落的状况。

河北涞水张家洼遗址发现较为丰富的雪山二期文化遗存，出土各类罐、鬲、甗、瓮、盆、杯等，补充了相关多学科研究的缺环。

宁夏的考古工作者在罗山、彭阳、西吉等地区开展了针对性的流域调查，共确认仰韶文化、菜园文化、齐家文化遗址上百处。调查成果填补了相关区域的考古空白，对观察该地区的人地关系、环境变迁等具有重要价值。

远古的“战天斗地”

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十分有限，地震、旱涝等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人们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共同应对自然灾害，保护家园，护佑族群。

近年的考古发掘显示，“老遗址”大河村的外围被一周环壕环绕，遗址内发现有大量的地震遗存。2022年度的发掘和研究进一步表明，大河村聚落在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至少经历过两次地震，其中的一次地震震级不小于六级。除了地震之外，聚落内还发现有洪水的遗迹。中原大地发生地震的证据还见于双槐树遗址。当地震来临之时，双槐树遗址的壕沟沉积物液化变形、伴生地面沉陷、部分壕沟发生坍塌，聚落内部出现地震裂缝、地面塌陷、墙体倒歪、出现大面积的房屋倒塌。测年和分析显示，此次地震发生在距今5300-5000年左右，震级至少在6级以上。在上述两处遗址，房屋、墓葬、灰坑、环壕等聚落元素，与地震、洪水的痕迹，共同构成了史前先民不畏灾难、重建家园的生动画面。

大型水利工程的规划和建设，是新石器先民对抗水灾旱情有效手段。经过持续的调查、勘探和发掘，考古人员在湖北城河遗址确认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大型“水坝”等重要遗迹。史前水利的探索不仅限于城河城，屈家岭、石家河等核心遗址都着手寻找史前水利工程的线索。如果年代确认，则可发现这些水利工程因地制宜，规划严密，具备“防洪”与“抗旱”的双重功能，在工程规划方面展示了与长江下游不同的“治水思想”。此外，屈家岭遗址还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大型建筑，规整的房屋形制、大型的柱础设施、复杂的廊道，无不彰显该聚落的“非凡气势”。

除了自然灾害之外，当时的人们饮食和健康状况也并不雷管。对于仰韶村遗址出土人骨的多学科研究显示，整个聚落仰韶时期的平均死亡年龄为37.5岁，龙山时期则上升到40.72岁。体质人类学的观察表明，仰韶村遗址仰韶男性主要与临近的仰韶文化人群姐姐，同时体现出西北方和北方人群的特点，龙山时期的男性、女性组均显示出人种成分的复杂性，更多的表现出古西北类型、古华北类型的特征。可能长期食用富含较粘性的蛋白质或碳水化合物，加之所处的生活环境的水质含沙量较大，仰韶村先民的牙结石患齿率高发。但是，由于缺乏肉类蛋白，仰韶村先民多患有贫血，而且长期无法摄入维生素C，也缺乏富含VC的新鲜蔬果。暴力的撞击和打斗使得一些男性存在多处创伤，个别女性的肺部也曾经遭遇到感染。

新石器时代的“精神信仰”

精神和信仰是凝聚社群的有效方式。朝阳牛河梁遗址是“红山人”的圣地。最近，联合考古队首次确认牛河梁第一地点是由九座沿山体错落有致分布的台基构成，总面积不小于6万平方米。在三座台基及其上的女神庙之间发现了以通道为轴线对称分布的道路、导水墙、排水沟、挡水墙结构。除此之外，台基建筑群上发现了与燎祭、瘗埋、灌礼相关的遗迹、遗物，表明对天、地、祖先的祭祀体系和敬天法祖的观念在红山文化中期就已然形成。

犹记得，牛河梁第二地点的方、圆祭坛令人震撼。与之类似，在河北平泉东山头遗址，发现有“缩小版”的祭坛遗存。精细的发掘显示，东山头的祭祀遗存可划分为三层，下两层以方形石构的祭坛为主体，包括方形石围、石棺墓、各类石堆、圆形砌石遗迹、燎祭遗存；顶部则以封石为主体，周边分布有圆弧形石堆、长方形石堆、石棺墓、燎祭遗存、灰坑等。东山头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再现了红山文化晚期中小型聚落祭祀的场景，对于探讨红山社会的信仰控制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红山与凌家滩南北呼应。在凌家滩遗址，经过坚持不懈的考古工作，先后确认墓葬区、壕沟、祭坛等重要遗迹，而且出土了玉人、龟、版、鹰、龙等代表性玉器。近年来，凌家滩的新一轮发掘，发现大型红烧土遗迹，并且发掘了一处祭祀坑遗迹。该坑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4.1米，东西宽3.5米。填土上部是大量的火候极高的红烧土块，局部有白色和青灰色的质地晶莹的烧土块。坑内填埋了140余件石器、70余件玉器、40余件陶器，钺占绝对多数。其中一件钺长38.3、宽28.5厘米，为凌家滩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的石钺。精细的发掘表明，坑底部有烧结面和较多的炭屑，说明该坑经过大火猛烧，以至于有的石钺被烧变形，不排除此为燎祭的可能。凌家滩祭祀遗存的再次发现、以红烧土为迹象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的探索，为了解凌家滩的聚落布局，复原凌家滩人的祭祀场景提供了鲜活的资料。

凌家滩祭祀遗迹出土的玉石钺

新石器时代的“远行者”

文化汇聚是“何以中原”的基础。经过多年的持续发掘，洛阳苏羊遗址的聚落布局日渐清晰，人工环壕、居住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功能区齐备。发掘显示，该聚落经历了仰韶、龙山等大的文化阶段，尤其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龙山时期墓葬区，排列整齐，为探讨苏羊先民的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2022年度还发掘出少量的大溪文化风格的遗物，如带镂空的陶球、圭形石凿、附杯纽圈足盘，这些因素与之前识别的屈家岭、红山、大汶口等因素一道，为探究不同考古学文化在洛阳盆地的汇聚提供了新的线索。外来文化汇聚于郑洛地区，不仅仅见于苏羊遗址，在新郑高新庄遗址，龙山文化早期单位中出土有屈家岭文化的陶器，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屈家岭文化北上中原的认识。

河北容城午方遗址、东牛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各类新石器时代遗物具备多种考古学文化的因素特征，体现了雄安地区史前时期兼容并蓄的文化走廊地域特点。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西北地区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点区域。甘肃寺洼山遗址新发现的半山文化聚落和遗物，对探讨家畜驯养、冶金术等在西北地区的发展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海洋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福建平潭岛龟山、海南湾仔头等遗址则展示出中华文明的“海洋性”特征。尤其在湾仔头遗址，不仅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而且首次确认海南岛不晚于距今3500年的史前稻米遗存。

2022年已经离去，2023年已经到来。新石器考古人依然奋战在发掘现场，行走在崎岖的调查路上。利用考古学的力量，通往新石器时代的“时光机”每天都在运转，古今的对话仍在继续，“疯狂的原始人”变得越来越可爱、越来越真实。

（文字和相关图片资料引自“文博中国”公众号、中国考古网、新华网等多家媒体资源以及黑龙江、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考古的官方网站，特此说明。）

（作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