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青年报记者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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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爱奇艺自制剧《平原上的摩西》在迷雾剧场热播，以贯穿始终的长镜头和景深调度、气息悠长的时代氛围感，被豆瓣评论“十分还原原著又磊味十足”“是国产剧集的一次自我挑战”。该剧还入围了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剧集单元，成为该单元创立9年来首部入围的华语作品，也是今年唯一入选的华语作品。大年初七，导演张大磊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

张大磊出生于1982年，从小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大院长大，父亲为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知名剪辑师。2000年，张大磊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攻读影视大学导演系。2016年，完成个人电影处女作《八月》，出道即巅峰，获第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他本人获得最佳新导演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的提名。2018年，其执导的电影《蓝色列车》获得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发展中电影计划”单元评审荣誉,并入围2020年爱沙尼亚塔林黑夜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21年执导的短片《下午过去了一半》获得第7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评审团奖银熊奖。

它需要时间，需要忘掉很多东西，需要大量投入情感

北青报：请先分享一下拍摄《平原上的摩西》的创作机缘。

张大磊：我先看到小说，看了之后特别希望把它拍出来。有这个想法的同时，《摩西》项目负责人、制片人齐康拿到了这个小说的版权。之前他看过我的作品，可能觉得我对影片的信息化处理，或者影视作品当中那种温暖的调性和他这次想追求的方向很像，而且这次他也不愿意做一个常规类型的剧。他找到我，我们觉得可以一起再探索一下，做一些尝试。

北青报：这次改编成剧集，你觉得对原著的还原度高吗？跟小说作者双雪涛交流得多吗？

张大磊：作为读者，我觉得这个小说本身的魅力在于它的文笔特别简练，但是又很有力量。它对时代、对人物的描摹准确，但又不是特别的满，留白很多，有大量的想象空间。看的时候会把我自己放进去，让我不自觉地就陷入到一种回忆里面——像是自己的回忆，也像是小说中人物的回忆，这种感觉很奇妙。

这次改编可以说小说是这部剧的母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平行创作了一个空间，一个城市、一群人。相当于小说的文本启发了我，然后我把它展开，融入自己的生活，把里面留白的部分填满。我甚至会觉得小说里的人物可能是我的邻居，或者是看完之后就成了我的邻居。我希望用影像的方式将故事立体化，能够把这段时间、空间做“活”，能够进入到这些人的生命里，能够亲眼看到小说描写的生活。

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不太敢轻易和双雪涛过多地聊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我希望能尽量去独立理解它，有一个新的满意的文本呈现出来。中间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吃透的地方，也请教过，但更多的是当有了一个相对完整面貌出来，大家再来品，再来找那个味道。

北青报：二度创作的过程中，你感到最吃劲的是什么？

张大磊：最吃劲的就是如何将被文本启发之后的感受和自己的创作感受结合起来，让它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我觉得它不单单是一个完成的过程、技术的过程，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耐心，需要不断把自己投入到里面去体会。比如说剧中的每一个人，我一定要站在他们中间，要切身地感受到他是我身边的人，不用刻意地去创作什么，就像特别熟知的老朋友，我随便都可以说出他们的事情，随便都可以顺着纹路找到他们生活的关系网。凡此种种，这是一个设身处地的真实的现场。要做到这一点，不单单是写一个剧本。它需要时间，需要忘掉很多东西，需要大量投入情感。

不应该把细节做成符号，而是让它有一种闯入感

北青报：虽然是仅有六集的迷你剧，但每集超过60分钟，铺陈了非常多的细节。做成这样你有什么独特的手法？

张大磊：它是非方法论的，就是一种投入，投入情感、投入精力，就好比说我们在向别人描述我们最知心的老友或者家人，描述他们的一生。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思考出来的，不是判断出来的，而是近乎于一种直觉。

实际上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最难的也是这些，就是怎么把它变成一种直觉，包括人物的空间，包括他们的行为举止、说话方式，他们所见的一切，这些东西是重点。这个剧只有六集，可是我们做了三年，前期很长时间是在寻找到最适合它的方式。

北青报：好的细节会触动人，大量挖掘细节在技术层面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吧？

张大磊：对，这些当然是要有赖于技术层面的用心，比如像造型、美术、布景，但其实我们不太想把它做成一个所谓的年代剧，甚至于想摒弃一些年代的符号。我们觉得不应该把细节做成符号，而是让它有一种闯入的感觉。

北青报：如何在剧中的空间做到闯入感？

张大磊：我们最开始的工作都是在体会，并不是有意去修饰它，每个人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凭着这个感觉去一点一点地找，真的像是闯入了一个记忆的空间。比如我们基本都是实景，美术兰老师和他的团队找实景就会花费大量时间，稍微有一些感觉不对可能就要重新再去找。终于找到之后，我们坐到院子里、房间里再去感受，哪个地方的气息或者气氛不对，有时候很难用技术直接去解决，就得调动自己的记忆库，身处在那个空间中花时间慢慢去品，再一点点把它填满。

而且我们定夺一个人物造型是否准确，并不是观察一下审视一下就可以了，整个团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我们所有的服装、道具基本都是直接从那个时代拿来的实物，摄影师松野同样不是只凭着经验与技术来完成创作的，在完整的场面调度过程中，松野同样是凭直觉捕捉，用心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也不能不提我们的每一位演员老师，每一个角色我们都没有绝对的要求和设定，一个大的场面调度下来，一刻都不能出来。这个是不可量化，无法总结，无法方法论的。

这么做当然会觉得耗心力，但其实把自己放到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大家真正拍起来是享受的，像梦一样。

北青报：小说描述的事件发生地在东北，剧里把它搬到内蒙古，这么设置是否有你的故乡意识？

张大磊：倒也不是说绝对为了故乡，雪涛是东北人，他把小说设定在他最熟悉的空间，因为人都是对最熟悉的东西可以很自然地顺着它的纹路去找到它的味道。我们开始并不想把这个剧放在东北，而且我觉得不管把它落实在哪里，都会是一个局限性，不如模糊掉它的地域限定。我们就想把它放到熟悉的环境，那里有着基因的气息，会使很多创作更自然。实际上它就是北方，北方的城市有着相同的气息，而且大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的也差不多，这就不会有陌生感，而且也不必多说。

北青报：不必多说，可能这也是这个剧让很多人迷惑，同时让很多人感到有余味的地方。

张大磊：不必多说不是不愿多说，不必，很奇妙，就像我们总说的“你懂的”。也像留白，留出空间来，每一个人都能自己去找到那个味道。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相互理解，但又不可能是完全陌生。所以一个作品不管怎么做，肯定会有不理解的，也会有理解的。我觉得不能用多数或少数来判断这个事，最起码我们要做到对自己来说是真实的，对自己来说是准确的，是能够打动自己的，那就会找到同类。

剧本不写台词，人物更像说话

北青报：剧刚开播时，观众冲着悬疑片进来，但不少人有点儿蒙，有的说是文艺片，有的说是纪录片……你收到的反馈如何，对观众的不同声音你怎么看？

张大磊：差不多，比如喜欢的观众觉得细节感人，看不进去的观众会觉得节奏慢。我觉得有这些不同的反应非常正常。本来这个剧就是和常规剧的节奏不一样，包括视听、表达方式、美学等方方面面都不太相同。我们没有给这个剧定性，没有一定要让它变成什么样，只要它是它的样子就好了。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观众的欣赏能力和接受能力真的要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多，要尊重我们的观众，绝对不可以低估观众。我觉得有网友说这个剧是400分钟电影，这是我们特别想要的效果。

北青报：这个剧的演员带给大家很多惊喜，像说唱歌手董宝石，以及很久不见的歌手艾敬，他们塑造的角色令人眼前一亮。你觉得演员的完成度如何？

张大磊：这次我真的是特别感谢所有演员，他们完成得都特别好，我特别满意。在片场调度的时候，他们都很到位，而且也同样把自己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献给了人物。

其实前期选角色的时候，这几位演员老师都很接近我想象当中呈现出来的人，所以不用太多的扮演。我们的拍摄风格就是长镜头调度，更多的是要闯入感，演员老师们也是要闯入到这个空间之内，彼此之间要建立一种相对真实的角色关系。大家都在努力去找到这个人物心里的落脚点。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做自己，最大限度地抹去了扮演的感觉。

在考虑庄德增选角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宝石。因为我之前看过一部关于宝石的纪录片，他很真实，经历的事情也很多。我觉得宝石特别像庄德增，看起来有些玩世不恭，但内里很敏感，也很伤感，他的野狼disco真的很打动我，里面有一个时代落幕的感慨，很伤感，一点都不热闹。他喜欢文学，最喜欢的诗人是海子。宝石是一个敏感的人，演技真的是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艾敬老师也同样，看不到她如何做准备，我们聊角色也只是只言片语，很多时候都只说半句话，艾敬老师就点点头，其实全在心里了，出手就是准的。他们都好有感受力。

北青报：拍摄不同于常规的剧，现场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张大磊：我们的剧本里没有直接的台词，都是很客观的描述性的，谁谁有何反应，或者心理描写，有何感受。基本上就像是一个文学作品。我没有给大家发剧本，拍戏现场也基本不拿剧本，因为我们在筹备阶段会经常聚在一起读剧本，剧本也不长，基本没有特别具体的行为动作描写，都是启发性的，所以会比较容易形成印象。完全照着剧本做会很难受，至少我是这样觉得。

我们不过多聊剧本，也不让演员老师们反复去揣摩剧本，都尽量少去做分析或者少去做解读。大家就是凑在一起，更多的是作为朋友式的交流，或者不聊天，待着都成。

我觉得台词和说话还不太一样。台词可能更多的像是人物在说话，说话更像是一种声音。他们与其说是台词，其实更像是说话，我觉得就是该说什么说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说话方式。老师们都很快能够适应，而且都表现得很出色。

北青报：通过这个剧，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张大磊：我想表达的其实就是人生的无常，人生的不可测。我觉得这本来就是悬疑，人的明天是什么样，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在错过，包括剧中小树和小斐的童年在不断地失去，当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在面对残酷的成人世界了。我觉得很多东西很难具体到一个局部去总结它，它就是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无常，命运带给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其实都差不多。

北青报：这个剧入围柏林单元奖你有何感受？

张大磊：算是意料之外的惊喜，还挺开心的，就觉得大家的辛苦没有白付出。

我希望这个剧更像是一种凝视，或者就像是一个目光，我是希望大家看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感受进去，大家也不用急于凑上去，也不用急于告诉他们答案，目光跟随着就好。

希望生活能稍微滞后一些，能有机会去凝视一些东西

北青报：第一次尝试这种迷你剧，你收获到了什么？

张大磊：更多的是制作方面的收获，因为某种程度上，创作质量和时间是成正比的。我们拍一个电影，理想状态起码要一个月的周期，但是作为剧集要考虑性价比和产出比，要求效率更高。我们每一集的投入就是拍电影的方式，如果按拍电影去计算的话，它至少需要六个月，但是六集最终我们拍了70多天，是剧的一个很缓慢的速度，是电影的极速。

剧和电影，只是形式不同，或者播出的方式不同。我也希望这六集迷你剧有机会能进影院生成一个400分钟的电影。

北青报：作为一位青年导演，却非常擅长对90年代日常生活的挖掘，这是你一以贯之的风格吗？

张大磊：我比较迷恋生活里的气韵，那个感觉更多的可能是时间带给我的事件之外的一些感受。它有时候是无事之事，就是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在拍摄中我比较依赖这个感觉。这种感觉有时候技术上面解决不了，只能在敏感的时候突然能够闻到那股味道的时候，把它抓住。比如我童年记忆里的场景，其实很像《摩西》的前两集。实际上那个感觉要说熟悉，反倒会觉得有些枯燥，它并不确凿，又很遥远，它摸不到，有一种距离感。

我的很多创作都是由这个而起，诱因各种各样，可能就是一个瞬间看到了什么，或者是听到了什么音乐，然后受到触动和启发。很像在记忆库里的东西，这个记忆不一定很远，不一定是90年代，可能我也迷恋2000年之后的记忆，或者上周的记忆，这个东西就很难把握，我是比较顺从这种直觉的东西。

北青报：未来拍摄方向会一直拍文艺片，抑或也会尝试拍商业片？

张大磊：我是两种，目前来看在计划之内的可能还是会继续这样的创作。而且我觉得拍这个并不是对自己经历或者生命的消耗，都是在相互启发。如果方方面面都允许的情况之下，以后也会有更多的尝试。

北青报：作为一名青年电影人，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拍电影或者自身价值体现在哪儿？

张大磊：我其实还没有思考过这些，为什么拍电影，包括作品有什么价值的种种问题，甚至有时候我可能会回避这些问题。我总觉得每个人所承担的社会价值，一定会是一个有明确的定义或是计划的吗？尤其像我们做的是一个创作性的职业，我们如何用我们的工作或是作品去思考承担什么社会责任，我觉得这个很难回答。或者我所做的作品，它更像是一个个生活的节点。

真正生活里的人信念很简单，方向很简单，即便是哲学家或者是非常形而上的概念都逃不开我们共有的一个最简单的信念，其实就是“好好地去生活”。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很世俗，谁又能躲得过？但生活其实很难放弃。

北青报：日常生活中你偏好怎样的生活方式？

张大磊：我是希望生活极慢、极慢的一个人，这个慢倒不是说过得很缓慢，而是我希望生活能稍微滞后一些，比如生活在某个阶段停滞的时间能稍长一点，再往下进行。对我来说，现在变化太快、信息太快了，生活中没有办法停留，很被动，从这一场就到下一场去了，来不及思考。

我其实很迷恋于观察、体会一下生活的滋味，比如现在好像就觉得什么东西吃过，苦不苦、甜不甜，好像都无从说起。我比较珍惜生活中突然能停下来的机会，它就像是一个愣神儿，但现在很难能有机会去凝视一些东西。

供图/张大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