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山夜行》 韩松落　著 译林出版社

1997年,我住在一个筒子楼的角落里,春天,夏天,写下了《西北偏北》(《春山夜行》这本书里的《妈妈的语文史》是其中的一部分)和《春雪》。在那之后,我就很少写小说了。

二十多年就这么过去,直到我不再惧怕小说,不再惧怕结构一个故事。也不再担心,三四十年的生命激情定量,按照七八十年平摊,会不会摊得太薄了。

(资料图片)

解说自己的读写经验,似乎不大好,藏在幕后是神秘感的需要,也是降低期待的需要——万一我读的书其实白读了,以为写出来的故事其实没写出来。

我只是想说,我是在自知的状态下写作的。我喜欢高度控制,我不喜欢弱控制状态下写出来的文字,不喜欢半自动写作,不喜欢涣散、失焦、低对比度,被一个所谓灵感驱动着写作。我喜欢全面监控。现实中的我,一直在自我监控,在被“我是被监控的”这样一个观念监控,甚至自信地以为,我能监控我内心无意识的部分,至少也能意识到那片无意识深海的存在。我故事中的人,也时刻穿越到故事之外,意识到自己在被监控,这可能是一个狮子座写作者强悍的一面。

或者说,我是按照电影的生产方式来写小说的。电影的高投入、长制作周期,决定了它必须是强控制的。电影的成败是另一回事,但在每一次拍摄开始前后,它都是强控制的。

我喜欢这种高投入。甚至,我那些被浪掷的,没有用来写小说的生命,也是这种高投入的一部分,是我那些有效的小说的公摊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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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山夜行》,源自跟朋友打的一个赌。他认为小说必须写真实的人和事,没有真实的人和事作为起点是不能写的。我觉得这种写作不能让我兴奋,虚构才能带来兴奋点,而且,复写真实的人和事,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困扰,我会有道德上的迟疑——这点不太像个写小说的人。

然后,我说好的,我来写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而且写我最讨厌的白酒行业(我不喝酒,甚至不喝咖啡和茶,只喝白开水)。查资料和采访用了两天,写了四个小时,发表在2019年7月的《小说界》上,被收进《小说选刊》“2019年年度短篇小说选”里。

就是想写一个年轻人独立展开生活时,那种恐慌、试探、自信和自足交替的状态。怎样成熟,以及装作成熟。这个小说实质上是农业趣味的,因为只有在农村里分家另过的年轻人,面对一大块土地,开始耕作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恐慌和自信的交替。在大地上,不可预期的事实在太多了。

用了我家乡小城作为背景。故事里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还有风土人情,全都以我的家乡为蓝本,故事中人的表达方式,也是我家乡人特有的,比如,“不要让他们两口子脸吊下”,意思是“不要让他们感觉到被怠慢,因此吊着脸”。我是边写边念,边写边演,希望它们就像是我家乡人说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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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故事》,用散文的方式写的故事,正文前面的小段落,一段一个意象,一段一个小主题,慢慢堆积和罗列,是我喜欢的手法。当年读到《草叶集》之后,就一直想着有一天可以自如地罗列,在罗列之中找到一种音乐性。

《晚祷》,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一个小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瘟疫蔓延的时刻,人们还在试图抓住点什么,试图把自己安放到一种秩序里。

《写在练习本上的小说》是一种尝试,先写一个小说,然后把小说肢解掉,二次加工,边展示小说,边解说当时写小说时候的想法,等于在小说之外嵌套了一个壳子,类似于DVD的导演评论音轨。

《处处蔷薇》《红鞋》那几篇,是当年给杂志的言情栏目写的短篇,事实上这些故事里却没有爱情,主角一个人完成故事。直到现在,我的大多数故事,也都是主角一个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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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创作者,同时得是个催眠师。

写作本身就是催眠,但即便作者写完了,也还没完,因为对别人的催眠才刚刚开始,写作者所获得的评价,其实是作品完成后他所持续撬动的催眠,以及周遭的一切帮他催眠的结果。催眠,是命运性的,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我更愿意沉浸在它对我的意义里,我先完成对我自己的那部分催眠,只写我愿意写的故事,用我愿意的方式。这是我生活的解药,甚至是我走向荒野的室内方式。

用小说写下漫篇红色“点点花”,用小说一点点换掉自己,然后脱身而去,去向碧野、春山、沙漠,以及一切目所能及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