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

(资料图片)

除竞赛单元外，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是许多当代华语地区新锐作品向国际友人和本土观众展示的平台。

入选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华语新风单元的《单单》，是导演宋川继《欢欢》和《巧巧》之后，又一部聚焦农村当代青年生活现状和精神困境的影片。6月12日，《单单》在上影节首映。

《单单》海报

宋川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剧影视导演专业，2011年，执导的电影长片《欢欢》入选纽约新导演/新电影国际影展；2013年，剧本《巧巧》入选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工作坊，同时荣获法国世界电影基金CNC项目资助奖，之后成片入围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再后来，《巧巧》片源泄露，成为抖音短视频上被热门讲解的乡村电影，其中大尺度的感情戏也让许多本不是艺术电影的观众以另一种方式观看了这部电影。

导演宋川

诗人和女人

从影十多年，宋川想起自己还没拍过老家。“当我想拍自己家乡的时候，我也不知拍什么，就想到云南那些山区里的雾气，人在这种雾中行走，好像就是我记忆中的图景。”

一次老家的经历，让宋川偶然听说一位外来支教的特岗教师，在一个雨天意外和前来探望的女友出车祸死在异乡的故事。“人们说，他好可怜哦，都说不清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作为一个引子，这个故事在宋川的脑海里开始生长，后来他遇到云南诗人王单单，诗人说，“写个老师，还不如写个诗人。”于是，单单成了电影中诗人主角的名字，同样喜欢写诗的导演放入了自己的某些经历与观察，按着一如既往的风格，由此延展开去讲一个底层知识分子面对生命中不同的女性，展开的境遇和想象。

在影片中，诗人单单在云南镇雄县过着平淡寂寥的生活，漂亮的直播博主、初恋文青和不甘心的女强人相继与他交集。在灰暗弥蒙的色调下，通过诗人的视角展现三段怅然的情感故事。多篇浪漫主义的诗歌成为本片重要注脚，方言树起语言屏障，营造了真实且隔阂的现实空间。随着诗人孤独编织的幻境渐渐消逝，他的爱也凋零殆尽，与一篇篇诗困在这层层的雾海中。

《单单》剧照

幻想破灭的诗人有着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的不羁和冷漠，他不断地在寻找温暖关怀与爱，却一次次与它们擦肩而过。简单枯燥的生活困扰着他和他的创作，令他更加忧郁。日子停滞不前，充满着死寂。面对来来往往的女性过客，欲望与现实的局限在彼此消解。导演借用了人物之间微妙的交织关系，来呈现他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

“我们都和单单一样，看似忙碌的生活其实非常孤独，我们都在不断寻找着自己的灵魂依靠。我想借这部影片给生活在当今这个高度个体化的社会中的观众带来对我们目前精神状态的哲学思考。”

从片名来看，《单单》和宋川之前的作品就颇有延续性。《欢欢》和《巧巧》都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去讲述农村女性的困境和选择，这一次《单单》显然更接近导演自身男性的看待角度。宋川在谈到创作视角转换时，用到的词是“自由”，“我是男性导演，在这里，我能够更自然地加入自己对女人和男女关系的一些理解、认知及判断。之前拍女性视角的话，会设身处地地去换个性别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有时候还是难，且带着局限。”

《单单》剧照

导演设计让诗人单单遇到的三个女性，各有表达意图。网络主播是“落地”的，“我们老家真有这么一个女人，骗了别人的钱，人家找上门来，钱花掉了，婚也没结。而且当下语境里面，乡村主播真的很多。”

转头遇到的初恋，是诗人精神世界的投射，来自于他从诗人朋友早年诗集里读出的后来再难见到的土地的张力、满怀的理想和悲悯的情怀。于是，他让一个寻诗的女人来承接上一段现实的落差。

第三个复仇的女性则承担了影片戏剧性的叙事功能，在埋藏的暗线中与第一个故事呼应成一个闭环。同时牵扯出某些荒诞中带着自嘲与自省的会话场景。

片中每个人都经过同一个寺庙，“每个人都在寻找各自不同的想要的，灵魂深处缺失的那部分，但是发现都没有结果。”

乡村与知识分子

从影十多年，导演宋川的镜头一直对准了当代农村青年的生活现实和内心世界。导演略带戏谑也诚挚的乡土现实主义风格，偶尔还流露出几分魔幻，让人忍俊不禁。

《欢欢》讲述想要逃离农村的女性以身体为代价的博弈，《巧巧》讲述了见识过外面世界的农村女性被困的焦灼选择。《单单》里，身处农村的“底层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孤傲和无知。

宋川说自己无法讲述不熟悉的事物，而在他的观察里，农村在时代的变迁中，也发生着许多看似并不重要，但总让人觉得不对劲的变化。“过去农村的青年大多往外跑，出去打工，整个乡村是空的，这里的人的情感也是空的。现在好多人又回村了，因为整个时代经济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提倡乡村振兴，一方面在城市也没有太多机会。但是农村里变得好像那种农耕文明了，许多传统已经流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变味的‘民俗新风’。比如有亲戚去世，来的都是职业哭丧队，还有人在葬礼上跳艳舞。很多人用各种方式拍短视频，田间地头的很多事情变成了一种娱乐性的活动。真正的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的田野、村庄、土地，好像都没有了。”

电影里许多荒诞的现实，在宋川眼里，慢慢从年轻时的愤世嫉俗，沉淀为一种独特的“质感”，连同自己的职业生涯一起，成为他偏安一隅生活与创作的日常。从2010年完成处女作《欢欢》至今，宋川一共就拍了三部电影，大多时候，身边的人并不能理解“导演”这个职业。与电影中的“诗人”一样，他也常感到孤独与苦闷。因为有过一些入围海外电影节展的经历，宋川能凭借“文化人”的身份，接到一些奇怪活计维持生活。比如一些视频类的宣传片，或者银行在春节邀请他写书法对联送客户，报酬3000块，他写了三四十副。

从曲靖开车去昆明找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当顺风车司机。和乘客聊天别人问他做什么，回答是个“导演”的时候，他在别人不可置信的语气里，感到几分微妙的落差。“这种做文化的人，诗人或者导演之类的，你把他放在生活中去，其实蛮有意思。”宋川觉得是这个片子一个新的事典，“大多数那种拍文化精英，会是群体类的故事，我想要把这个群体放在一个很现实的空间和具体的生活中去。”

宋川的电影没有上过院线，但看过的人并不少，其中不少还完全不是文艺片应有的观众。关于《巧巧》在网络上意外的传播，宋川说自己也“看开了”。“抖音上很多三分钟看电影的自媒体账号，给你讲得有鼻子有眼的，比我编的还详细，有些角度我自己都没想过。我看着挺逗的。或者有一些人把它当情色片看，算是慰藉了一些有需求的人，也挺好。”电影有自己的生命，“一旦不被主流市场认可，或者走入主流的话，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让你挺没劲的。今天很多所谓的媒介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且被突破。”

眼下，宋川也开始准备拍摄更具“商业性”的电影，“不要那种塑料感，还是要有现实、有话题，有艺术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