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十二月花卉图题诗句杯（12件）

慈禧书“万物和熙”绢匾

展厅现场

(相关资料图)

《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彩色墨 资料图

唐代 彩绘 陶牵马人俑

明代 仇英绘《职贡图卷》（局部）

青玉描金云龙纹编磬（16件）和铜鎏金双龙钮云龙纹编钟（16件）

唐代 彩绘 陶骆驼

封泥 西汉 张骞墓出土 资料图

战国 动物咬斗纹金牌饰

青铜窃曲纹鼎（7件）和青铜窃曲纹簋（6件）

展览：和合共生——故宫·国博藏文物联展

展期：2022.9.28—2023.1.3

地点：国家博物馆

“和合”本义为同心和睦、音声相应或阴阳调和，“和”与“合”贯穿中华文明的历史时空。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和合共生——故宫·国博藏文物联展”共展出故宫博物院与国家博物馆馆藏400余件历代文物精品，划分“天地同和”“万邦协和”“宜民安和”“乐在人和”四个单元。

天地之和

展厅中有一件故宫博物院藏青花梅瓶，上绘“丙吉问牛图”。故事出自《汉书·丙吉传》，讲述西汉宣帝时期，丞相丙吉暮春之时巡视民间，路遇行人斗殴，他不闻不问，驱车而过。迎面来了一头耕牛，步履蹒跚，气喘吁吁，丙吉立刻命车夫停下，探问缘由。下属不解，丞相为何如此重畜轻人。丙吉答道：行人斗殴，地方官可处理，国家大事才是我的职责。现在是春天，天气还不应该太热。如果这头牛因为天太热而喘息，说明气节不太正常，农事肯定会受影响，所以，我急着向农夫打听牛喘息的真实原因。这一流传了2000多年的典故生动地阐释了《古今治平略》所载：“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重视节气与农事，便是安民之本。

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在东亚大陆上，光照充足、降水丰沛、高温湿润的气候条件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雨热同期是诞生农耕文明的重要条件。从远古时代起，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们根据气候、四时交替总结出自然变化规律，产生了“物候”的学问。掌握一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无疑是获得五谷丰收的秘诀。因此，中国古人极为重视节令。月令，即以四时为总纲、十二月为细目，以时记述天文历法、自然物候、物理时空等，并以此来安排生产生活的政令，体现出古代先民根据自然规律形成社会生产生活节奏，从而规范国家政治体系的文化传统。

展厅中陈列的清乾隆年“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彩色墨是最好的例证。每锭墨对应一个物候，共72枚，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一面是乾隆帝御制诗，一面是物候图画。每月之墨按五行赋色。正、二月为木，青色；四、五月为火，赤色；七、八月为金，白色；十、十一月为水，蓝色；三、六、九、十二月为土，黄色。

清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图题诗句杯，按照一年12个月分别在杯上描绘代表各月的花卉，再配以诗句加以赞美。每首诗后均有一方形篆书“赏”字印。将诗、书、画、印结合起来装饰瓷器，既体现了古人对节令的重视，又表达了对自然的美好感受。

中国古代中原地区摸索出的干支纪年法，以12种动物配十二地支，形成了“十二生肖”文化，集中了原始社会星宿说、动物崇拜、图腾崇拜等概念，是中国古人对自然规律长期实践认知后的智慧结晶。一套清宫御制青玉十二生肖雕塑把古人的生活感受与对万物运转规律的认知进行了有趣的搭配。

建筑之和

北京紫禁城是明清两代国家最高政治文化意志的体现。参观的游客如果细心观察，可以发现不少悬挂的匾额上带有“和”字，据工作人员统计，有外朝之协和门、熙和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内廷之永和宫、颐和轩、养和精舍等，共计19处建筑以“和”为名。从这些名称中可一窥“和合”文化对于清代皇家建筑的影响。

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清朝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历史上，三大殿名称经过三次更改，顺治二年（1654年）所改名称沿用至今。顺治帝以“和”字为紫禁城内三大殿及其他建筑命名，正是对其治国愿景的充分表达。三大殿的名称皆出自先秦时期经典，其中“太和”“保和”出自《周易》，“中和”出自《中庸》。“和”字在儒家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直接将“和”放在了儒家礼仪中的核心位置，社会稳定、民族和谐是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治国境界。展厅还特地展出了两个大大的铜字“和”，一为汉字，一为满文，均为故宫博物院旧存。自紫禁城成为清代皇宫后，建筑上便开始使用带有满文的匾额。满文的“和”字，按铸造方法、钉孔分布、打制情况和其上漆书“太和殿”推断，应为原太和殿匾额上的铜字。

古建筑中的宝匣作为镇宅之物，既有祈求平安、避免灾火之意，也蕴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据殿宇等级差异，其材质、尺寸及纹饰亦不相同，常选铜、锡、木三种材质，形态呈长方扁匣形，宝匣放置在建筑正脊正中的脊筒内。展厅中安放了一座面积巨大的紫禁城模型，一旁展示了养心殿彩绘宝匣。此件器物为锡制，外部两面彩绘祥龙纹，标注“嘉庆六年”款，匣内放有经卷、金钱等，又有金、银、铜、铁、锡五种元宝，以及五色宝石、五色缎、五色丝线、五香、五药和五谷等。其中黄色、棕色、蓝色和绿色“宝石”材质均为玻璃，紫色宝石为水晶。24枚金币有满、汉文“天下太平”款。

两件来自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烫样同样承载了“和”的理念。“天地一家春”是圆明园九洲清晏东路后妃寝宫院七间正殿的内额，也是后妃寝院的总称，取自唐代杨巨源为唐王朝太平盛世而作的《春日献圣寿无疆》中“云山九门曙，天地一家春”句，表达万物皆春、和谐向荣之意。慈禧书“万物和熙”绢匾曾呈挂于养心殿后殿西侧燕喜堂内。“熙”，为光明、和乐之意。此匾表达万象协和、天下太平的美好祝愿。

礼乐之和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制造的16件铜鎏金双龙钮云龙纹编钟和16件青玉描金云龙纹编磬构成了展厅中金碧辉煌的阵势。编钟是先秦以来历代宫廷雅乐沿用的“乐悬”重器，明清时期专用于规格最高的“中和韶乐”，仅用于中祀以上坛庙的祭祀典礼和国家朝会殿陛典礼。本次展览将这套乐器从紫禁城搬到国家博物馆，并以成组件的形式展出，可谓难得一见。

“中和韶乐”之名始见于明朝，但其乐器形制、乐队配置、乐曲风格，均沿袭自先秦以来的历代宫廷雅乐。“中和”，即中正平和之意，“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儒家以“致中和”为最高理想；“韶”，相传是大舜时的乐舞，被孔子推尊为尽美又尽善，成为历代雅乐的最高典范。5000至7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北依韶山，东、西、南三面环水，距渑池县城10公里。据传舜帝曾巡游到此，演奏了韶乐。山脚下的村民遂将抬头可见的无名大山命名为“韶山”，这个古村落因而得名“仰韶”，取“仰望韶山，追思怀古”之意，并由此流传下“韶乐”的概念。

“中和韶乐”可以说是儒家推行礼乐教化理念的一个缩影。乐器按制作材料分为八种，即匏瓜、黏土、皮革、木块、石头、金属、丝线与竹子，称为“八音”，表达出古人追求“八音克谐”与“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境界。这一组乐器材料的组成与乐曲的演奏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普遍性理想：追求多样性的和谐。古人认为“乐”是“音之所由生”，同样发端于先民在祭祀活动中表露感情的艺术活动，“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如《礼记》所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于是，雅乐成为中国古代祭祀天地、祖先和朝会、宴飨时使用的正统音乐，其体系在西周初年制定，与法律和礼仪共同构成国家的统治根基。雅乐的主要乐器是编钟和编磬，乐首以铜钟发声，乐未以玉磬收韵，集众音之大成，象征“金声玉振”。

展厅中还有三组颇为引人注目的青铜器，均与雅乐有关。一套是来自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战国时期制作的编磬。此六件青铜兽首编磬是一种打击乐器，上端居中有穿孔，系绳可悬挂。使用时按大小、厚薄依次悬挂，以木槌击奏。编磬多为石质，铜磬较少，保存至今成组者甚为罕见。另有三件青铜蟠虺纹编镈。镈为大型打击乐器，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贵族在宴飨或祭祀时，与编钟、编磬相和使用的乐器。三件青铜兽面纹编铙为商代遗物。铙形体似倒置的钟，器体椭圆，口部向上呈凹弧形，腔体小而短阔；粗柄中空，与腔体相通，可插入木柄手持或置于座上，演奏时以槌敲击鼓部。编铙常以三件为一组出现，大小相次，构成音阶。

与“乐”相配的“礼”同样源自古代的祭祀活动。到了商代，在远古陶器制作的基础上形成的青铜器逐渐演变成中华礼乐文明的物质载体，有食器、饮器、兵器、水器等多种形式，被称为青铜礼器，其中以鼎、簋为核心。鼎用以烹煮和盛放肉食，数目的多寡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簋用以盛放粟、黍、稻、粮等饭食，常以偶数出现，与鼎配套使用，如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展厅正中大玻璃柜里摆放了春秋时期所制的七件青铜窃曲纹鼎和六件铜簋纹饰基本相同，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这里也属于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西周时期逐渐发展出为巩固政权与约束行为的礼仪制度。自周朝始，“礼”与“乐”共同构成了维系社会稳定的准则，合称“礼乐制度”。

万邦之和

在五千多年发展史上，中华文明与外部文明的交流融合不曾间断。尤其是“丝绸之路”与其他贸易线路的开辟和建设，为中华民族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历时三十年，开拓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一件北朝时期的青釉塑贴飞天团龙纹仰覆莲花尊，不仅形制尊贵，而且承载了重要的文化交流信息。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时期广为盛行。北朝大量开凿石窟、兴建寺院，佛教艺术深入各个领域，莲瓣纹因而成为当时瓷器装饰的主要纹饰之一。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花草纹碗见证了此时彩绘瓷大量远销海外的历史。隋唐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西域风格的花草纹传入中国，被用于瓷器装饰。在日本、菲律宾、韩国、伊朗等国，均有唐代长沙窑瓷器出土。

由考古学家多年考证得知，古代丝绸之路不仅分为陆上和海上，还另有一条草原丝路。一件战国时期的动物咬斗纹金牌饰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固定腰带、束系衣服的用品，体现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与中西亚及亚欧大陆北方游牧民族之密切的文化往来，是中华民族对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异域文明吸收、借鉴的实用证据之一。

《尚书精义》载，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与民同忧同乐，与天下同利者，天下必赴之。稳定且具有强大向心力的中华文明，在与其他国家、地区、民族的交往中，持续、多方面地对外输出并产生影响，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开拓出一条通向世界经济、文化的共同进步之路。

老子曰：上善若水。《国语》阐释“善”为“德之建也”，“和”与“善”相辅相成，“善”是“和”的基础，是实现“人和”的道德支撑；“和”是“善”的结果与目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世界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融汇进奔流不息的民族血液中，镌刻于家国万代的文化基因里，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基础。

本版摄影/王建南（除资料图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