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富顺。《盐镇》描绘的仙市镇，2005年之前也属于富顺。当然，1939年之前，自贡的主体自流井也从属富顺。1983年之后，富顺又成了自贡的辖区。四舍五入，富顺自贡可以混为一谈。

(相关资料图)

富顺出过的名人不少，刘光弟、李宗吾、陈铨，还有仙市镇的宋育仁，女性有江竹筠江姐。但富顺有自己的“徐文长”与“阿凡提”，此人名叫高懒龙。

高懒龙是典型的富顺底层土著。如果需要画像的话，应该是四川人口中的“歪戴帽子斜穿衣”，身材矮小，一双小眼睛精得很，嘴角总是挂着嘲讽的微笑。他有点正义感但不多。塾师欺压小学生，有同学爱举报，高懒龙用麻糖在老师椅子上整泡假屎，当众吃下，二天又整泡真的，哄小报告同学主动吃；众保安团长强买山民的野猪，他用假大洋捉弄团长；遇上顾三贡爷那样的外路羊牯，他也不介意榨点油水打牙祭。

他对女性不算友好，经常拿她们来打赌作耍。有一次，高懒龙与一班闲人“冲壳子”（吹牛），说可以一个字让树下摆摊的李寡妇笑，再一个字让李寡妇哭。众杂皮不信。高懒龙跑到树下，对着一条黄狗喊“爹”，众人皆大笑，李寡妇也忍不住笑了。高懒龙一转头，对着李寡妇喊了声“妈”。李寡妇脸涨得通红，当场气哭。

还有整人不避亲，端午节逼得表嫂当众解手，时间关系先不摆了。

同乡发小总结富顺人的气质，两个字——赖皮。不完全是贬义。县人刘成禄著《富顺县前清琐闻录》有云：“富顺人民好讼，民事则争田边土角，或岩下一垠一树，或因借款还而欠少息；或讽刺几句而凶殴成伤，故用药涂伤而控刑事；或笑言几句致重大载诬等等不一而足，缠讼不休。”民众好讼，让每任地方官都头疼不已。富顺人又喜欢说一句传下来的俗语“富顺才子内江官”。这些年自贡出的明星不少。郭某某、周某某、杨某某、饶某某，还有谭某某，这个地方容易出奇奇怪怪、又灵活又固执的人。

盐镇也一样。无论男女，都活得坚韧，完全无视都市人的惊讶与同情。

我看到有人批评《盐镇》从第四个故事起就失于剪裁。不知道这种读者是不是只希望被投喂一些想象中的的精巧故事。作者易小荷的野心很大，她不但想写出所见所闻的底层女性故事，还希望它们能构成《官场现形记》那样的嵌套与互文；即使不能，十位女性按年份排列的、孤岛一样的故事也该“形成一个莫名的圆环”。问题是，如果不是面对虚构而是生活，这种预设很难通过记忆与故事本身实现。女性的议题可能构成洞见，撕破高懒龙们的戏谑与侮辱，但也可能是形成遮蔽，让阅读与思考止于“女人拼命止血，而男人们在撒盐”的表层感知。一位老乡这样写她对《盐镇》的感受：“如果不讨论‘女性’，我们就无法正视自身的存在；如果只讨论女性而不将这个议题放在更宽阔和复杂的背景中去考量，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偏执，或只能得出一些人云亦云的结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盐镇》后半部的“失于剪裁”是被时间与空间挤迫的必然结果。王大孃鲜活在孙掸匠的拳头之下，但她作为盐镇第一媒婆只是一个符号。单向的讲述与记录，会放大叙述者的声音，同时对这些叙事进行不由自主地拣选，像孃孃挑拣筐里的豌豆尖。而密集的人物与信息又会增大一般读者进入与阅读的难度。易小荷的笔触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我能看见她在记录与观察之间、个人史与社会史之间、地方性与泛城乡话语之间，略带焦急地游走、挣扎。她克制着愤怒与抒情，尽可能想还原人物的命途。非虚构的难处在于此，易小荷的勇气与节制亦在于此。

《盐镇》中最能击中打动我的是这样的段落：

农村的中老年人是如此热爱赶场，他们常穿蓝色上衣灰色长裤，裤腿沾有尘土，满是泥泞的胶鞋，沿着指甲的缝隙是一圈长年干活的灰黑的痕迹。他们基本使用现金，掏钱的时候需要翻出里面的裤子，荷包往往藏在贴近皮肤之处，像翻出第二层皮肤一样艰难。他们往往背着个装货的竹筐大背篼，经年累月，背篼的竹青色被侵蚀得通体泛黄。东看看西看看，他们最关心的无非只有一件事，能不能再便宜点？

笔笔如见。我仿佛恢复了因新冠失去的嗅觉，闻到了老汉们的汗味与叶子烟味，看见包头帕上的斑斑汗渍。这段描写与故事完全无关，但它写出了乡镇上的气氛。“气氛即人物。”汪曾祺一再强调。就像高懒龙端午节整蛊表嫂的传说，我那时不懂男权社会的结构性压迫，脑海里泛起的全是祖母带我下乡看端午划龙舟抢鸭子，走了两个多小时却只有满耳人群的喧闹与满眼的后脑勺。四十年后，记得的也只这么一点。

2023.3.27

供图/杨早

（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