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高级病房》

看话剧《高级病房》的时候，很难不想到另一部俄罗斯电影《危楼愚夫》。危楼里住着八百多底层百姓，高级病房里住着两个人——手握权柄的贪官与衰年已近的功勋演员。在这间病房里出出入入的还有他们的护士、下属、妻子、情人……危楼与病房里的人们分踞于社会两端，但他们都有同样的病征：有力者是骄横的颟顸的，无力者是苟且的愚弱的，故事中鲜有清醒者，清醒者的命运最悲催，他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卡桑德拉，虽然能准确地发出预警，但坏消息无人相信。普遍的麻木不仁所导致的结果，正如它们的名字所昭示的，人有病，楼危矣。所不同者，危楼是凛冽的寓言，而病房的残酷包裹着闹剧的糖衣。

(资料图片)

①

高级病房的窗外掩映着美丽的白桦林，可是在内里，它其实也已经是一座危楼：从戏一开始，功勋演员就和一个接触不良的插座搏斗，室内的灯光总是突如其来地明明灭灭。后来我们还知道，这个高级病房所在的高级医院连紧急疏散口这种最基本的安全设施都被人为地焊死了，原因是医院买了套做CT的设备，但安装的时候才发现，有人趁夜偷走了一半零件。于是，紧急疏散口被一堵了之。

功勋演员伊祖姆鲁多夫夫子自道：“每次有人明摆着耍流氓我都会不知所措，动弹不得。”何止动弹不得，他以及他们，在面对耍流氓的无赖时，虽然心里一百个看不惯瞧不上，但身体却好像总是早于他们的思想飞速选边，不仅积极配合演出，甚至还自加戏码，帮他们所厌恶的坏人文过饰非脱离尴尬。

拉兹尼茨基，本剧大反派，工作上他是官商勾结掏空社会财富的蛀虫，收受回扣为“巨人建筑”寻租牟利；生活上他是寡廉鲜耻的渣男，对老婆罗拉粗暴无情，让下属秘书菲利克斯为自己背锅，同时将人家的妻子让娜变成自己众多情妇中的一员。为免于被突如其来的反贪风暴波及，为免于奸情败露，他不断周旋于秘书、老婆、情人之间，再加上被动卷入的病友演员伊祖姆鲁多夫与护士伊龙娜，这六个人各怀心事，在台上左冲右突，“戏”也因此而发生发展着。

恶人固然够恶，但其他人也并不那么无辜，这是本剧的厉害处：正是所谓好人的从权、配合与苟且，让坏人一次次“化险为夷”，继续作威作福。他们或揣着明白装糊涂，如妻子罗拉；或者误将恶人当良人，如情人让娜；或幻想为自己谋点小私利，虚与委蛇如伊龙娜。更不必说，秘书直接协助并参与了作恶——这个人物戏最少，但我以为是六个角色中最可悲最可笑的一个。

贪官在报税的文件上公然弄虚作假，他命令自己的秘书，“反正都是假的，你自己随便划拉几笔不就得了。”而秘书明明知道这么干是要蹲监狱的，但他始终顺从，他是坏人最趁手的工具人。当坏人出现“危难”，他能飞快地想出应对之策，甚至制造伪证、毁尸灭迹，其熟练的程度已经近于本能反应，说明这样的勾当他们早已经进行了不知道多少次。

于是，他与反派建立起了一种古怪的关系：他被他羞辱，他与他共生；他被他驱遣，他与他共谋。这样的小人物，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几乎不绝如缕，他们是附骥于强横者的虫虻，他们胆小如鼠，他们胆大包天，他们是受害者，也是帮凶，因为身段过于柔软，其所言所行不仅被正道的人所鄙夷，同时也被利用他的人厌弃。作者几乎是用近于恶趣味的手法来涂写他，他被老婆背叛，他从高窗跌落，他开车撞上警察而吓个半死，简直就是倒霉催的。

在一个大体正常的社会，菲利克斯这样的人，尚能做一个本分谨慎的螺丝钉、基本面，但在一个荒诞颠倒的制度环境中，他们就可能可怜巴巴委屈兮兮地助纣为虐，靠着捡拾豪门盛筵的残渣过活。难怪他的妻子让娜虽然欺瞒亲夫出轨流氓大亨，观众对她的道德审判并不严厉。

②

《高级病房》之“闹”，多一半闹在让娜和罗拉的藏匿与发现、掩饰与揭露。但六个人物中，让娜写得最单薄最标签化。她貌美她轻浮她轻信，急转弯式的“幡然悔悟”也显得缺乏说服力，这是喜剧、闹剧中最容易出现的标签化纸片人。但标签之所以成为标签，正在于其典型性：让娜极度慕强，她看不上自己软弱的丈夫，委身于大反派的原因并不全然是贪慕钱财（否则不至于连打车的钱都要向男人讨要），而是实实在在有情感参与，在她眼里，拉兹尼茨基这个坏人是充满性魅力的，“和你一比，所有的男人都黯然失色”——不得不承认，男性（或者说上位者）的掌控欲与破坏力，在某些女性（或者说被支配者）的情感逻辑中，就是会神奇地转换为男性魅力，“升华”为力量感，从而甘愿雌伏。这何尝不是一种人性的诡异？这样的荒诞又何止发生在男女情事的“领域”。

让娜和她的丈夫能重新找回自己的幸福吗？虽然舞台上这俩人抱头痛哭作捐弃前嫌重启人生状，但若我们有一点点人生阅历，便知答案必然存疑。两个没有强健自我的人，即使抱团，那一点点暖意的存续往往也是稍纵即逝。

一阵鸡飞狗跳之后，让娜、罗拉、功勋演员三个人在病房偷酒对饮，那是全剧难得的沉静时刻，三个陌生人互相吐槽彼此安慰，罗拉甚至要和演员发展出别样的情感——她的丈夫对她粗暴刻薄吝啬尖酸。她应该离开他，她应该得到幸福，至少应该得到安稳。所以，你会对罗拉与演员的“感情线”怀着隐约的期待：虽然我们自己常常缺乏勇气，但在艺术作品中，总是暗暗希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能支棱起来，被辜负的好人能得到生活的一点点奖赏。但这正是作者的“狠心”处——所有的可能，只是以酒遮脸的短暂走神，罗拉的身体与精神早已经被锁死了。“我想过离开他，可然后呢？我什么都没有。车子、房子、别墅都在他名下，我就是个大龄家政服务员。等我老了只能去投奔我在萨马拉的姨妈。”她已经丧失了改变的能力，也丧失了改变的勇气，在日复一日的被虐中，这些可贵的凭依都消耗殆尽了，于是，即使清醒地知道自己不会被善待，也只能跟在恶狼的身后一路随行。

罗拉是《高级病房》中最复杂、最令人同情的角色。我看的那一场，罗拉的扮演者是王澜，她的形体表现力、台词功夫是所有演员中最突出的。一个丧失了还手之力的女性，她的温厚、她的善良、她自认“我特没文化”时的羞赧，都让人不知不觉中对她充满同情。

想走走拉兹尼茨基的关系、给自己已经失业三个月的丈夫谋个职位的伊龙娜，愿望也落空了，即使是修理工这样一个岗位，人家也早已经安排了“自己人”。作者也是通过她的口，道出人们深深的困惑与失望：“请给我这个普通的护士讲一讲，你们成天都在忙些什么。宣布要改革，要弄什么休克疗法，现在又要现代化。结果呢？以前就只知道中饱私囊，现在简直毫无变化……真想锤烂这些人的屁股。”

③

“你也想打我？！你来啊……（把脸凑过去）下不了手？问题就在这儿！你们什么都不行，是我养着你们，是我给了你们工作、住处，还有快乐。没人会打投食的那只手，只会去舔它。”

“我一脚踩死你！让你灰飞烟灭！你们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明白了？！”

——这是东窗事发之后拉兹尼茨基的号叫。

多么颠倒黑白又多么理直气壮，这是响当当的蛀虫宣言。蛀虫之所以豪横，是他早已勘破了庸众的怯懦，不，以“庸众”名之都未免是高估，在高踞峰巅的大恶人眼中，失去行动力的庸众类豚犬耳，不是他们供养了他，反而是他豢养了他们。吸血者坚信自己才是机会的创造者、财富的施舍者，甚至，他才是世人快乐的源泉，因为他掌控着悲欢离合的枢纽开关……

功勋演员在众人错愕无语中，用一句他曾经在舞台上表演过的台词终结尴尬：“人们缄默不语”——嗯，忍无可忍的那几个人，还会继续再忍，你知道的。

整部剧收束于电视里传出的播音腔：“检察院内部的消息人士透露，此前媒体关于‘巨人建筑’总部被搜走大量文件的消息是谣言。公司运转正常，检察院方面对其并无任何非议。”

——恶人安全着陆，正道的光并没有降临。一切就像《危楼愚夫》里那位老父对男主的叹息：“快跑吧儿子，这里不会有救了，永远不会。”儿子挈妇将雏大逃亡，却又英雄般的折返：他，还是想救危楼里的那800个人。他潜入大楼，挨家挨户敲门让他们快走快走。但是啊但是，被惊扰了的人们把他打昏了。鲁迅先生曾经用过著名的“铁屋子”比喻，事实就是这样的残酷，铁屋子不仅极难打破，想打破铁屋子的人还极有可能被铁屋子里的人暴打，因为你耽误了人家的午夜甜梦。

何以至此？何以至此？何以至此？

我想，危楼上的愚民也罢，高级病房里的病人也罢，一个冷静酷烈，一个火爆热闹，但骨子里其实都是在问这个问题。在俄罗斯艺术家的手里，批判的利刃所向，是无能无耻的贪官污吏，是无德无良的奸商，也是无知无觉浑浑噩噩的庸众，锋刃所向，刺心，入骨。

如此凛冽，如此绝望。可是转念一想，有这样的清醒的觉知，正是疗救的希望。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晓溪